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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诗人陈年喜: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


农民工诗人陈年喜: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
“一位注定不会被写入中国文学史的诗人。” 5年前,作家、编剧刘丽朵无意间看到陈年喜的博客后,写了一篇文章《编氓野史》,惋惜他高中学历“籍籍无名”,却又才华横溢,“这样遗世独立的乡村知识分子,今后必不会再有了”。
3年后,陈年喜的第一本诗集《炸裂志》低调出版,没有任何营销,封面设计简约老派。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本诗集再版了10次,发行量超过4万册,是余秀华的《月光落在左手》之后,另一本现象级畅销诗集。几乎与此同时,尘肺也结束了16年的潜伏,对他露出狰狞。
陈年喜没有被击垮,又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本书可以视作《炸裂志》的“续章”,名字取于他在秦岭金矿打工时写下的诗。
在笔记本上,诗人陈年喜随意“冲天怒吼”。而在现实中,作为巷道爆破工的他却缜密、隐忍、谨慎,在成千上万米深的矿洞中点燃炸药引信,哪怕工友瞬间就在身边“跑成了一团雾”。“只能默默地看着,默默地背过身去,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他平静地说,如同在谈论别人。陈年喜身材高大,音色很特别,苍茫沙哑,从听筒里传来,总让人想起一些形容词,诸如辽阔悠远、风尘仆仆。
访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有四五次因为他的咳嗽而暂时中断。
他的家乡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一个山村,祖上据说参加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一路讨饭过来。村子四周有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写过的“塬”,宽大的峡河从村前弯曲流过,串起丹凤和河南卢氏县城,是“秦尾楚首”之地。
陈年喜的父亲是个木匠,走乡串户为人干活,有时兼行医,还粗通文史,能讲《史记》,会唱孝歌,是远近闻名的孝歌“歌手”。他的母亲像黄土高原上的女性一样勤劳,稍有不同之处,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哼唱地方小曲,把古老的歌词和哀婉的旋律烙进了陈年喜心里。
村里还有不时从河南宝丰来的说书人,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云游四方,每次来就掀起一场盛会。陈年喜专门写过一首诗:
1999年冬天一个傍晚,陈年喜匆匆告别一岁半的儿子和年轻的妻子,去秦岭深处的金矿做架子车工,开始了矿工生涯。他在博客里写过第一次进矿洞的场景:“如果不是亲历,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采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几经努力,陈年喜成为一名收入高,但也非常危险的巷道爆破工。具体工作是在矿山深处用钻机和炸药不断炸开山体,从碎裂的岩石中判断继续爆破的可能和潜在危险——“我拨开大地的腹腔/取出过金 银 锡 铁 镍 铜”。
这几年,很多学者和网友都为唐宋著名诗人做了行迹图。根据有限的博客资料,刘丽朵也梳理了陈年喜的“足迹图”。显示他足迹的星星在地图上到处散落,有的地方排得密密麻麻,“遍布祖国各地,其中不少位于荒寒的边陲”。
矿洞深处写出的诗
最直接的危险来自炸药。一次事故后醒来,他发现右耳再也听不见了,工友王二则被当场炸死——他是个在矿洞里一躬腰就是四五个小时的孤儿,喝了西凤酒还喜欢用跑调的嗓子唱京剧《四郎探母》。还有四川人杨在,“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认识的人中,前后有十多个死于矿难。
那些年,陈年喜的家累很重,父亲半身不遂,母亲患食道癌,妻子有甲状腺瘤,儿子在上学。全家人的主要衣食就指望他的平安,还有顺利拿到所有工钱。出名后,有一个问题他被记者们问了至少几十次:“你在那么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什么还有心情写诗?”
他的回答很朴实:“我只能不断去打工,家里需要用钱,孩子需要成长,父母需要赡养,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挣钱的人,逃无可逃,也退无可退。”完了停顿一下,再强调一句,“是真没办法。”矿工们内心的压抑没人诉说,要寻找各种纾解。有人下班就灌得酩酊大醉,酒醒了继续下井。有人喜欢通宵打麻将,眼睛杀得通红,不在乎输赢。还有人独自安静地对着机器琢磨,久而久之变成机器维修高手。
对陈年喜而言,他想到的是诗。很神奇的是,有时在上千米深的矿井里,脑子里会蹦出一句诗,出井就赶紧写下。后来颈椎不好了,就仰卧在床头,脖子下面垫上枕头,一只手捏紧平板电脑的边框,一只手一笔一笔写下一行行文字。“有个很老套的说法,写作是寻找一种释放口,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炸裂志》
那天,陈年喜在矿洞下工作了整整8小时,刚抓着绳索一步步爬出洞口,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就接到弟弟电话,说母亲得了食道癌,是晚期。“真的是晴天霹雳。挂了电话看到桃花我就想,我家的桃花也该开了,那几棵桃树是我妈栽的,很快栽下桃树的人也会像桃花一样凋谢,再也看不到花开了。当时特别特别伤感,回去就写了那首诗。”
参与者和观察者
现在看来,秦晓宇的回答也不完全对。这部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有6位工人诗人参演,陈年喜是少数改变后半生轨迹的人。
最先到来的变化是不能下矿了。其实电影上映前,陈年喜的颈椎就经常疼得厉害,严重时打完炮眼都抬不起头。几个月后,在《我的诗篇》剧组支持下,他做了一个成功概率只有20%的手术。所幸非常成功,代价是不得不告别矿山。
2016年,陈年喜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10万元奖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在授奖词里,评委会称他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炎凉,“思考全球化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从而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后,他还受邀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演讲,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矿工诗人。
次年,陈年喜经人介绍去了贵州一家旅游公司写文案,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这是我漂泊生涯里最安适的时间”。工作虽然轻松,收入也下降了。旅游公司上班要打卡,每天事情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之后的大量时间,闲不下来的陈年喜开始写回忆文章,陆陆续续发到微信公众号上。这些文章最后形成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台海出版社 2021
陈年喜说,16年的矿山生活看起来那么漫长、寂寞,和形形色色的人萍水相逢,旋即又相忘于江湖,做的事其实都一样,打眼、装药、放炮、炸裂。只不过挪转地方,搭档从杨在和杨寨,变成王二和赵中国,“所以哪怕时间过去那么久,只要一进入回忆,往事自动就像放电影一般浮现,连细节都清清楚楚”。
他也承认自己既是矿山生活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比如以前就观察过矿工下班后洗澡,有人不讲究,从头到脚直接洗洁精一抹,有人会用洗发水和沐浴露。有人只有一条变黑的毛巾,有人带浴巾和面巾。“看着他们忍不住会想,以前他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习惯,想得很远很远。那些细节后来也成为写作的一部分。”
“刚才确诊尘肺”
2020年春天,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从农历新年就开始咳嗽不止的陈年喜,在老家中医院做了肺部CT后,确诊为尘肺。尘肺病人的咳嗽尾音常常带着尖厉的金属质地,似乎也预示着患上职业病是这行大多数人的宿命。
拿到检查报告后他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告诉妻儿。“我知道,告诉他们也没有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的种种,他们茫然无知,像不谙世事的孩子。”下午六点,拿起手机给秦晓宇发去诊断证明的截图,附上几个字,“刚才确诊尘肺”。当天晚上,秦晓宇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到朋友圈,大段大段引用陈年喜的诗,为这位“游民知识分子”扼腕叹息。随后,有媒体报道了陈年喜的患病,买《炸裂志》的读者也更多了。
疫情来后,旅游业受到重创,贵州的公司不得不裁员。5月,办好离职手续那天,陈年喜又想起新疆喀喇昆仑山下的叶尔羌河。每到洪水期,当地人就在河边捡玉石卖钱。当时,他产生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想法”: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虽然充满危险和不可知,但也不失为一条活下去的路。”他了解到,一个老乡在那边签了三年协议,如果顺利,三年后就能拿到90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他最终错过了每年一次的招工机会。到了年底,陈年喜发朋友圈说,2020年各种稿费有6万多元,一半吃了药,一半给儿子交了大学学费。
现在,陈年喜的写作更加务实了,要赚更多稿费和版税,趁身体不错,把经历都写出来。他的写作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已经和出版社签下第二本诗集的合同,第二部、第三部非虚构写作的计划也提上日程,一本写尘肺矿工,一本写故乡峡河边的人物风貌,“我希望能像李娟那样持续写作”。
只是冬天北方的冷空气一来,他就更难受了,会长时间咳嗽,胸腔发出沉闷的轰鸣,像矿山深处的某种回响。“那时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很多人都建议他去南方过冬,那又要多一笔开支,“所以我就希望能有好的经济收入,让我有些自由的空间,度过一段冬天的时光。”
 
陈年喜:其实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些。除了诗歌,我产生非虚构写作的想法时间不是很长,2017年才开始,但我的表达可能受了民间传统的影响。
小时候乡村生活非常寂寞,没有电,晚上睡不着,大家就聚在一起听人讲故事。每个村都有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们就像古代的说书人,长篇小说、长篇评书讲起来就没完。我记得有人在我家讲《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故事,夜很深了大家都还想听,讲故事的人就说,“太晚了都回吧,明天接着再讲”。那个故事讲了三个晚上才讲完。
我们那边的人,祖上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山西、湖北、安徽、河南,故事就杂糅了南腔北调,“桃园结义”有河南版本、陕西版本、湖北版本。讲故事的人自己再重新加工,又有了新的内容,真的是百听不厌。而且他们讲故事的技巧也是无师自通,有悬念,重细节,出场人物哪怕好多个,都很有个性。有些人物关系是快结束的时候,把所有包袱都抖开,才豁然开朗。我后来写东西,文本大概和流行的散文还有非虚构写作都有点不一样,主题提炼、文章布局都没刻意去做,就跟着小时候故事听多了形成的一种感觉走。
第一财经:你长大的村庄和很多乡村不同,有深厚的民间文学传统,母亲也会唱很多山歌。这种环境也滋养你成长吧?
陈年喜:对,我们那边还有唱孝歌的传统。人死后家属请会唱孝歌的人一个打鼓一个敲锣,围着棺材唱三天三夜,为死者送行,也安慰未亡人。孝歌很有古风,有节律,曲调婉转,细腻哀伤。内容非常复杂,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五更英台”,也有“二十四孝”、隋唐演义,讲忠孝贤良,还会增加些现代生活的内容。
我家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孝歌本子,是用黄色宣纸装订的,四角都被磨掉了。上面用毛笔抄着很多歌词,再用红笔做标点。纸上有修改的痕迹,抄写时如果有人觉得某一句用词不是特别精准,会修改。那个本子是家里的宝贝,村里谁借去久了没还,我父亲就会上门要回来。
我们那边老一辈好多人都会唱孝歌,我父亲尤其是高手,很多人请他去唱。我现在还记得他唱的《见十阎君》,内容很长,有十个章节,讲人死后从奈何桥经过,见不同的阎王,有一阎王二阎王什么的,最后重新投胎做人。
还有一首歌叫《荒年》,有一句唱词是“后村人不敢到前村去/丈人锅里煮女婿”,哎呀,我觉得短短两句表达,里面涵盖了多大的张力啊,任何一种文学语言都没办法超越。你想,丈人他要吃掉自己的女婿,那饥荒发生到什么程度?人间的悲惨到了什么程度?民间文学里有些描写非常生活和准确,你一生都不可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听多了孝歌,我对历史认识就多了一个窗口,也有了朦胧的了解。
矿工的诗意不是刻意呈现
陈年喜: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事吧。有一年我们在新疆喀喇昆仑山,一个挨着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特别荒凉又干旱的地方。三个月没下一滴雨,也没手机信号,更别提报纸什么的,待久了连几月几日都不知道,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变化。
那次老板投资了两个亿,但有经验的矿工从打下来的石末就知道,矿里没东西。大家三个月没见到工资,也不能走,离最近的莎车县城都要400公里,没车出不去。矿上有60多个我从我们县带去的矿工,大家都非常苦闷,天天就有人唱孝歌,睡觉前唱,吃饭的时候也唱。
其实孝歌只要不去别人家里唱就行,我们以前在外面有时忍不住也会唱几句。但老板特别忌讳,觉得兆头不好。其实那时唱歌也是对自己不幸生活的一种宣泄,唱的虽然是传说,也是在唱自己。有的人嗓子不好,唱得特别难听也要唱,当成对苦闷的解脱。后来我走了,他们还在唱。
第一财经:从《炸裂志》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看得出,你的阅读量很大,都喜欢看什么书?会带去矿上吗?
陈年喜:十几年前全国到处都有书店和书摊,连喀什那么偏远的地方,每个县都有书店。我上山前会买书,有时下山买材料、买生活用品也顺便逛下书店。我的书比较杂,看《资本论》是因为马克思对中国影响很大,我想知道里头说了什么,为什么对这么庞大的中国能起到指导作用。《资本论》其实很难读,很艰涩,记得里面还谈到经济也离不开人性,说有利润的时候人性会怎么样,讲得特别真实。我也看《毛泽东文集》。
哲学方面的书也看过一点,中国的哲学应该说是世俗哲学,但西方哲学,像黑格尔他们解决的更多是理想化的情况,是更高于人性的。我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因为他在西方哲学家中是一个特例,一辈子没结婚,觉得很异类。也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钱刚的《唐山大地震》,还有白寿彝的《中国简明通史》这些。
小说我特别喜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觉得比中国古代很多演义小说都写得好,对人物心理、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描写得非常细腻,还有大量法国宫廷生活、上层人物,以及当时欧洲绅士、底层生活的描写,完全就是我们的《红楼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毕飞宇的《玉米》,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等等,我也看。
第一财经:这么多年下来,你家的书应该很多吧。
知识分子写底层有局限
第一财经:别的矿工也会看你的书吗?
陈年喜:是的,不过他们更喜欢看通俗的小说。很多人对矿上的人有误解,认为粗糙,没文化。其实他们非常复杂,很有故事,甚至也很有想法,只是没机会和舞台去表达。比如矿山需要电,用柴油机带发电机来发电。发电机都很尖端,是沈阳制造的。出了故障叫厂家的技术员来修,费用起码就是两三万、三四万块钱,贵,还耽搁生产。这时一个其貌不扬的工人站出来说“我来试试吧”,他就真能修好。
还有人电焊技术非常好,矿山外面有些重要部门也请他去焊重要部件。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没机会接受专业的学习,但做得非常好。一个矿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来自五湖四海,和他们接触久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说“高手在民间”。
第一财经: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再度流行起来后,针对普通人的写作也更多了,比如作家袁凌写了《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和知识人、文化人的写作相比,你的写作有何不同?
陈年喜:对,袁凌也是陕西人,老家是安康的。这方面的写作确实很多,还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局外人,因为生活和实践就像一个硬币的A面和B面,很多时候不能打通,他们没办法成为那个(被写的)人,也没真正参与到生活现场中去,比如打工、在地里劳动,只能作为局外人来写。
局外人会对事情有很多判断,做归纳总结,这是他们的强项,但也是他们的短板。就像有些记者很敬业,为了采访来我家住一个礼拜,但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先入为主的。而且有些知识人写底层还有种俯视的态度,给人感觉是不舒服的,他们会忍不住去定义,从性格、职业上定义人,其实是把人变成了一个工具,做些很局外的判断。
我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在哪儿呢?我没接受过专业化的训练,写作是由内往外表达。因为我本身是大众的一员,对他们有无限了解,这是一群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的人,很难去定义他们,很多理想化的判断也很难用在他们身上。
有一句话说得对,每个人都不可能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包括写作也是一样。要让我去写都市生活写白领,肯定也是要我命。
第一财经:矿工是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打工那些年矿难又频发,但你在诗歌和文章中写到死亡非常克制,不像早期的余华那样有详细的描述。为什么这样处理?
陈年喜:我确实经历了非常多的死亡,也看到了很多血腥的场面。前后有十多个认识的人都死了,有些是我看到矿车从矿洞里出来,上面盖着三四床被子就明白了。还有些死亡就在眼皮子底下。头一天我们还在同一个宿舍里,我上白班他们上夜班,前半夜一起吃饭喝酒,说完喝完他们上班我去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五个人就出事了,几个生命就这么突然离开了。
有一个词叫“兔死狐悲”,那时每个人真的都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伤。但是我们能怎么办?每个人就默默地看着,默默地背过身去,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看到他们的尸体从洞子里出来,我们也还得继续进洞子去干。
那种死亡对人的内心撞击特别大,会留存很长时间。只要你走到他们经过的地方,只要你回想起和他们工作的内容,生前一幕幕,就会想起他们。你怎么诉说呢?没办法诉说。只有把它放在心里,慢慢消化。所以我觉得死亡的写作也应该是这样的,不需要怎么夸张地描写,应该留有余白,留给读者想象和感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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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喜:因写诗 而改变命运的农民工_炸药


原标题:陈年喜:因写诗 而改变命运的农民工
陈年喜说:“我没接受过专业化的训练,写作是由内往外表达。因为我本身是大众的一员,对他们有无限了解。”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陈年喜 著 台海出版社·真故图书 2021年6月版
《炸裂志》 陈年喜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一位注定不会被写入中国文学史的诗人。” 5年前,作家、编剧刘丽朵无意间看到陈年喜的博客后,写了一篇文章《编氓野史》,惋惜他高中学历“籍籍无名”,却又才华横溢,“这样遗世独立的乡村知识分子,今后必不会再有了”。
3年后,陈年喜的第一本诗集《炸裂志》低调出版,没有任何营销,封面设计简约老派。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本诗集再版了10次,发行量超过4万册,是余秀华的《月光落在左手》之后,另一本现象级畅销诗集。几乎与此同时,尘肺也结束了16年的潜伏,对他露出狰狞。
陈年喜没有被击垮,又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本书可以视作《炸裂志》的“续章”,名字取于他在秦岭金矿打工时写下的诗。
在笔记本上,诗人陈年喜随意“冲天怒吼”。而在现实中,作为巷道爆破工的他却缜密、隐忍、谨慎,在成千上万米深的矿洞中点燃炸药引信,哪怕工友瞬间就在身边“跑成了一团雾”。“只能默默地看着,默默地背过身去,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他平静地说,如同在谈论别人。陈年喜身材高大,音色很特别,苍茫沙哑,从听筒里传来,总让人想起一些形容词,诸如辽阔悠远、风尘仆仆。
访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有四五次因为他的咳嗽而暂时中断。
孝歌、小曲和说书人
陈年喜出生于1970年除夕,父亲取的名字里带着“喜”的祝福,实际上他的前半生却是颠沛漂泊,长期与危险、死亡相伴。
他的家乡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一个山村,祖上据说参加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一路讨饭过来。村子四周有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写过的“塬”,宽大的峡河从村前弯曲流过,串起丹凤和河南卢氏县城,是“秦尾楚首”之地。
陈年喜的父亲是个木匠,走乡串户为人干活,有时兼行医,还粗通文史,能讲《史记》,会唱孝歌,是远近闻名的孝歌“歌手”。他的母亲像黄土高原上的女性一样勤劳,稍有不同之处,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哼唱地方小曲,把古老的歌词和哀婉的旋律烙进了陈年喜心里。
村里还有不时从河南宝丰来的说书人,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云游四方,每次来就掀起一场盛会。陈年喜专门写过一首诗:
说书人看起来比秦琼包爷
都要苍老 至于名姓
没有人知晓 大槐树下
一把书尺 回肠九转
把一场人心里的九丈白蟒
一锏劈了
“我从小性格就很敏感细腻。”现在回想起来,席卷南北的打工大潮来临前,传统乡村社会最后那片民间文学土壤,给了他文学滋养。“受翻译文学影响,现在很多语言都有点欧化了。其实民间一些山歌、传统故事的语言也很好。它们没被很好地继承下去,非常可惜。”
1999年冬天一个傍晚,陈年喜匆匆告别一岁半的儿子和年轻的妻子,去秦岭深处的金矿做架子车工,开始了矿工生涯。他在博客里写过第一次进矿洞的场景:“如果不是亲历,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采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几经努力,陈年喜成为一名收入高,但也非常危险的巷道爆破工。具体工作是在矿山深处用钻机和炸药不断炸开山体,从碎裂的岩石中判断继续爆破的可能和潜在危险——“我拨开大地的腹腔/取出过金 银 锡 铁 镍 铜”。
这几年,很多学者和网友都为唐宋著名诗人做了行迹图。根据有限的博客资料,刘丽朵也梳理了陈年喜的“足迹图”。显示他足迹的星星在地图上到处散落,有的地方排得密密麻麻,“遍布祖国各地,其中不少位于荒寒的边陲”。
矿洞深处写出的诗
大地馈赠探险者和冒险者的同时,也奉上危险。有时,矿洞深处里真有盗墓故事《鬼吹灯》中不时出现的毒气。身高1.85米的他长年累月猫在阴暗狭小的矿道里,也得了很多职业病,比如风湿、颈椎病。
最直接的危险来自炸药。一次事故后醒来,他发现右耳再也听不见了,工友王二则被当场炸死——他是个在矿洞里一躬腰就是四五个小时的孤儿,喝了西凤酒还喜欢用跑调的嗓子唱京剧《四郎探母》。还有四川人杨在,“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认识的人中,前后有十多个死于矿难。
那些年,陈年喜的家累很重,父亲半身不遂,母亲患食道癌,妻子有甲状腺瘤,儿子在上学。全家人的主要衣食就指望他的平安,还有顺利拿到所有工钱。出名后,有一个问题他被记者们问了至少几十次:“你在那么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什么还有心情写诗?”
他的回答很朴实:“我只能不断去打工,家里需要用钱,孩子需要成长,父母需要赡养,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挣钱的人,逃无可逃,也退无可退。”完了停顿一下,再强调一句,“是真没办法。”矿工们内心的压抑没人诉说,要寻找各种纾解。有人下班就灌得酩酊大醉,酒醒了继续下井。有人喜欢通宵打麻将,眼睛杀得通红,不在乎输赢。还有人独自安静地对着机器琢磨,久而久之变成机器维修高手。
对陈年喜而言,他想到的是诗。很神奇的是,有时在上千米深的矿井里,脑子里会蹦出一句诗,出井就赶紧写下。后来颈椎不好了,就仰卧在床头,脖子下面垫上枕头,一只手捏紧平板电脑的边框,一只手一笔一笔写下一行行文字。“有个很老套的说法,写作是寻找一种释放口,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炸裂志》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很多读者评价这是“近年来读过的最好的现代诗”。那是有一年三月,他在离家不远的河南南阳打工,那个矿是地表矿,不是很深。山上种满桃树,每次爆破桃树都会震动,桃花纷纷落下,洒得漫山遍野都是。
那天,陈年喜在矿洞下工作了整整8小时,刚抓着绳索一步步爬出洞口,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就接到弟弟电话,说母亲得了食道癌,是晚期。“真的是晴天霹雳。挂了电话看到桃花我就想,我家的桃花也该开了,那几棵桃树是我妈栽的,很快栽下桃树的人也会像桃花一样凋谢,再也看不到花开了。当时特别特别伤感,回去就写了那首诗。”
参与者和观察者
“这些农民工诗人的命运是否会因写诗而发生改变?”2015年,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北京首映式上,现场有观众提问。“没有改变。诗歌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带来收益,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现实的处境。”导演秦晓宇说。
现在看来,秦晓宇的回答也不完全对。这部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有6位工人诗人参演,陈年喜是少数改变后半生轨迹的人。
最先到来的变化是不能下矿了。其实电影上映前,陈年喜的颈椎就经常疼得厉害,严重时打完炮眼都抬不起头。几个月后,在《我的诗篇》剧组支持下,他做了一个成功概率只有20%的手术。所幸非常成功,代价是不得不告别矿山。
2016年,陈年喜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10万元奖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在授奖词里,评委会称他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炎凉,“思考全球化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从而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后,他还受邀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演讲,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矿工诗人。
次年,陈年喜经人介绍去了贵州一家旅游公司写文案,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这是我漂泊生涯里最安适的时间”。工作虽然轻松,收入也下降了。旅游公司上班要打卡,每天事情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之后的大量时间,闲不下来的陈年喜开始写回忆文章,陆陆续续发到微信公众号上。这些文章最后形成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陈年喜说,16年的矿山生活看起来那么漫长、寂寞,和形形色色的人萍水相逢,旋即又相忘于江湖,做的事其实都一样,打眼、装药、放炮、炸裂。只不过挪转地方,搭档从杨在和杨寨,变成王二和赵中国,“所以哪怕时间过去那么久,只要一进入回忆,往事自动就像放电影一般浮现,连细节都清清楚楚”。
他也承认自己既是矿山生活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比如以前就观察过矿工下班后洗澡,有人不讲究,从头到脚直接洗洁精一抹,有人会用洗发水和沐浴露。有人只有一条变黑的毛巾,有人带浴巾和面巾。“看着他们忍不住会想,以前他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习惯,想得很远很远。那些细节后来也成为写作的一部分。”
“刚才确诊尘肺”
2020年春天,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从农历新年就开始咳嗽不止的陈年喜,在老家中医院做了肺部CT后,确诊为尘肺。尘肺病人的咳嗽尾音常常带着尖厉的金属质地,似乎也预示着患上职业病是这行大多数人的宿命。
拿到检查报告后他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告诉妻儿。“我知道,告诉他们也没有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的种种,他们茫然无知,像不谙世事的孩子。”下午六点,拿起手机给秦晓宇发去诊断证明的截图,附上几个字,“刚才确诊尘肺”。当天晚上,秦晓宇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到朋友圈,大段大段引用陈年喜的诗,为这位“游民知识分子”扼腕叹息。随后,有媒体报道了陈年喜的患病,买《炸裂志》的读者也更多了。
疫情来后,旅游业受到重创,贵州的公司不得不裁员。5月,办好离职手续那天,陈年喜又想起新疆喀喇昆仑山下的叶尔羌河。每到洪水期,当地人就在河边捡玉石卖钱。当时,他产生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想法”: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虽然充满危险和不可知,但也不失为一条活下去的路。”他了解到,一个老乡在那边签了三年协议,如果顺利,三年后就能拿到90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他最终错过了每年一次的招工机会。到了年底,陈年喜发朋友圈说,2020年各种稿费有6万多元,一半吃了药,一半给儿子交了大学学费。
现在,陈年喜的写作更加务实了,要赚更多稿费和版税,趁身体不错,把经历都写出来。他的写作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已经和出版社签下第二本诗集的合同,第二部、第三部非虚构写作的计划也提上日程,一本写尘肺矿工,一本写故乡峡河边的人物风貌,“我希望能像李娟那样持续写作”。
只是冬天北方的冷空气一来,他就更难受了,会长时间咳嗽,胸腔发出沉闷的轰鸣,像矿山深处的某种回响。“那时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很多人都建议他去南方过冬,那又要多一笔开支,“所以我就希望能有好的经济收入,让我有些自由的空间,度过一段冬天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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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致辞|金李:生命像一盒巧克力


感谢张院长邀请我在这个典礼上致辞。按照张院长的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也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复旦的人都很内敛,一般在外面很少说自己。典型的干得多说得少。但是张院长说,要我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启发同学们,所以还是简单梳理了一下。总结的过程也让我回想到多年以前看过的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句话: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种。
我是1992年从复旦毕业的,比各位早毕业29年。回顾过去,我早年很多关于人生的计划和梦想都没有实现。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数理化。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成为像陈景润、钱学森和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当时我参加中学的各种学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力学、计算机等等,最差的成绩是省里前十名。中学时代就因为参加全国竞赛的原因,去过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所有这些学校也都无一例外希望保送我。我当时不懂,会提一些匪夷所思的要求,觉得好玩。记得清华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想保送你,而且你可以选任何专业。我说真的吗,那我如果选建筑系也可以吗?因为我哥哥是学建筑的,他认为当时建筑学最好的学校是清华。我听他讲觉得有意思,可我并不擅长,只是很想去试一试。清华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选择生物、自动控制或者计算机,这是我们收分最高的系,你是理工科的好料子。言下之意,学建筑学,去画图,太可惜了。我听了以后将信将疑,很怕他们先把我弄到清华,然后再找个理由把我给转到自动控制系或者是计算机系,所以后来婉拒了清华。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我和我们中学校长说,我最想念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系。因为经世济民,听起来很美好,而且还是“世界”,可以拯救全人类。但是当时这个专业在安徽省不招理科生,更没有保送名额。我的中学校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见到了谢希德校长。她直接一挥手:“这个学生我们要了。给你们省加一个理科生保送的名额。”所以我是这么到复旦的。这是人生中的一个机缘,也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刚刚的洪伟力同学是我的本科同学,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洪伟力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的学号比他早一点,是8826005。我们88级有少年班,学号前四位的同学都是少年班的保送同学,分别是鲁力、沈力君、瞿洁和孙迪。我是第一个被录取的非少年班学生,然后学号才是上海的保送同学左涛和洪伟力。我是最早被定下来的非少年班的学生。
进了复旦以后才发现不得了,大师云集。张院长说我们恢复建系36年,其实我们系从解放以后开始,就积累了非常深的底蕴。老一辈的学者像蒋学模、张薰华、洪远朋、洪文达、陈观烈、马之(马周)、宋承先、尹伯成,任何一个都是闪耀的名字。中生代包括张院长、舒元、姜波克、华民等先生,以及在座的张晖明老师,那真是群星璀璨,我来到这里觉得大开眼界。
同学当中也是藏龙卧虎。当时世界经济系有三个专业,分别是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加起来大概100位同学。我们小小的世界经济专业有40多位同学,后来走出来的大学教授包括:杜巨澜,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钱军,现在是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洪梅,现在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教授;我们公认最有才华的夏一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助理教授任内不幸英年早逝,现在我们中国国际金融年会每年还会颁布夏一红纪念奖。刚刚进来的时候,40多位同学中不乏若干位省高考状元。比如我同寝室的胡晓东是安徽省文科状元,隔壁寝室的帅小兵是江苏省文科状元。据师兄们说,这还不算什么,87级世界经济系在上海招收十位同学,分别是上海市当年高考第一到第十名。我的同学中有直接可以阅读英文杂志的,还有中学就出国交流学习过的。刚刚开始,大家谁也不服谁,竞争很激烈,都不甘人后。那个时候女同学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去教室占第一排的座位。但是到第一年结束,大家逐渐认识到自己在班里的位置之后,很多人感觉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出人头地,就开始躺平了。包括我自己在内。
大学四年,印象最深的是3108教室的各种讲座和南区的舞厅。非常遗憾的就是刚刚几位老师、同学提到的,大学四年虽然有过不少单相思,但是竟然没有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有就是学英语。当时出国的风气很浓。我们大学40多位同学,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30多人。我同宿舍的好友殷俊和隔壁寝室的钱军、董艺斌都在大学三年级退学出国了。当时大家相约着一起去上英语补习班,在北京叫新东方,在上海当时叫前进。我也很想出国留学。但是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出于一系列的考虑,国家收紧留学政策,四年级以上不许退学出国,本科毕业以后也必须先为国家服务满五年才可以出国。因为这个原因,我毕业的时候就想着先工作五年,然后出国留学。
我是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当时要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落户,还必须要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正在茫然找工作的时候,我的辅导员徐巧珍老师问我愿意不愿意留校。当时复旦大学已经原则上不再允许本科毕业生留校了。但是当时恰好刚刚把国际金融从世界经济系分出来设立单独的系,系里很缺人。第一任的系主任陈伟恕老师,知道我的数学和英语都不错,很爱才,就想留下我,希望我一边兼任学生辅导员,一边给本科生上课,同时读点硕士研究生课程,这样两边不耽误。当时,还给这种安排起了个名字叫“双肩挑”。所以我同时担任国际金融系91级的本科生辅导员、系里的英文和教学秘书,同时给系里上英语口语、国际营销和外汇会计等一些课程,自己也学点研究生的课程。
所以,母校不仅在学术上培养了我,而且给了我第一份工作。本科毕业留校,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当时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这些年,我走遍了世界最著名的高校:中国最古老的高校北京大学、美国最古老的高校哈佛大学、整个英语世界最古老的高校牛津大学,但是我始终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复旦。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你们、像我的同学洪伟力一样参加毕业典礼,所以今天也是来补课的。当时我被紧急召唤到南昌陆军学院,陪伴刚刚军训一年的91级复旦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井冈山区行军拉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90级到92级复旦大学新生都必须先去军校进行一年的军训,磨炼意志。一开始接触到那批同学的时候,大家刚刚经过了一年军训,很多人又黑又瘦,情绪也大都不高。很多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地浪费了。但很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再回顾这段经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生命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绿色的年轮。他们中的很多人,多年以后又自发组织重新回到军校,重温当年的经历。所以,人生的很多经历,其实不能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来概括。生命这盒巧克力中的每一块,都有它出现的意义。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刚刚毕业留校那会儿,因为看不清未来前途,有过很多悲观失望的想法,觉得五年才可以出国留学,于是就开始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躺平,天天泡在学院的电脑房里打游戏。很多以前的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当时一些资深的老教授都纷纷跟我讲,金李,你还得努力上进啊!记得洪文达先生请我到家里跟我说,你应该成为未来的魏尚进。魏尚进是长我六级的学长,也是来过我们这里做毕业致辞的一位教授。陈观烈老师说,你来读我的硕士生吧。马之(马周)先生,多伦多大学毕业回国的老先生,也请我吃饭鼓励我。第二任系主任胡庆康老师,和我一起写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帮我仔细改稿子。姜波克老师当时刚刚从英国回来没有多久,他有一次说,我代表很多老师来提这个意见,年轻人,不要躺平,不要混,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多写点文章,将来你会用得着的。记得当时我翻他一个白眼,心里说,你谁呀。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地感激他,所以也想把这些话讲给今天在坐的诸位。
我在复旦工作一年左右,国家留学政策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大学毕业以后必须先为国家服务五年,新的政策鼓励更多人提前出去留学。所以我重新考了托福和GRE,申请去美国读书。虽然洪先生和陈观烈先生都认为我应该申请最优秀的美国大学,但是我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申请的都是新泽西州立这样的大学。我顺利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出国留学,两年以后从新泽西州立大学毕业再申请到麻省理工读金融博士。
我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也很简单,都是在学校里。先是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读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去麻省理工斯隆工商管理学院读了一个金融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商学院,从助理教授开始做起,做到副教授,2012年以双聘教授的身份开始在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正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我把这些情况也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
美国名校的申请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好多年以后,当我已经从麻省毕业,我的导师一边跟我庆祝喝酒,一边跟我半带调侃地说,你能来麻省读书真的是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很不解。他跟我解释说,从中国来申请的优秀学生太多了,成百上千。一般我们挑到最后,把80%左右的带有瑕疵的申请全都拒掉,剩下20%几乎完美无可挑剔:都有最好的GPA绩点,最高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以及最强的推荐信。你托福满分算个啥呀,你GRE作文不是还扣了20分吗?我们这儿GRE、GMAT满分都有。所以,最后剩下这20%我们都是掷骰子掷出来的。我对这话一直将信将疑。但是我也提醒今天的学生们,申请名校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几个选择,要应对可能出现的随机偶然性。万一你被别人掷了一把骰子,手里多几张彩票,中奖的可能性总是大一些。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其实严重怀疑导师的说法。
我当时从美国新泽西州大学申请转学,同时拿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系和麻省理工金融系的全额奖学金。其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经济系在美国数一数二,都非常想让我去。因为在录取了以后,美国的学校是要你去访问学校,他来说服你。当时哈佛的教授找我谈话,说你不来这个名额就浪费了,不会再给另一个中国的学生,今年就不会有中国学生被录取了。当时麻省理工的系主任,后来做美国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的Jim Poterba很温和,因为我说我可能会去MIT的金融系,我说那里的奖学金高一点,据说最坏的结果是出来以后可以去华尔街。他和我讲,没有关系,我们都在一个楼里面,以后经常会见到。我当时只是申请了东海岸的学校,因为女朋友当时在东部,所以像斯坦福、伯克利这些学校都没有申请,所以所谓的掷骰子丢出来这个事情我是很怀疑的。
有一些没有录取的系,像哥大或者沃顿,我很多年以后见到他们的招生主任,他们说你这个情况我们见过,为什么不接受你?因为名校招生有一个顺序,我们先估计哈佛和麻省会录取谁,他们最有可能录的人我们就不录了,因为录了你们也不会来。如果你们没有被哈佛、麻省录取,我可以把你们从我们的等待名单中抓出来,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就不浪费我们的名额了。
MIT学术氛围很好,大师云集,而且都在学校,办公室开放。你在学校里随便碰到一个老头子很可能就是一位大师。当时我们三楼以下都是经济系,四楼是管理学。记得隔壁一间办公室经常有个糟老头子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过来跟我们聊天,而且话痨。我说这个人是谁?后来人家说这是著名的意大利裔经济学家莫迪格利亚尼,诺奖得主,他有两大理论贡献,一个是MM理论,另一个是生命周期假设。其他的像Solow和Samuelson,我都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和他们聊过。
我因为复旦经济学的底子还不错,第一年就考过了所有的经济基本课程的免试,宏观、微观、计量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免试。记得当时四门初级经济学课程中三门课我都申请了免试,最后一门是宏观二,后来得诺奖的Peter Diamond的课,我实在不忍心免试,就去上了。和三十多个经济和管理的博士一起,老师给了两个A+,我是其中之一。微观因为免掉了所有的基础课,所以直接上来就是上博士二年级的微观专业课。老师是Bengt Holmstrom和Susan Athey,后者当时刚刚从斯坦福到MIT。第一次上课时Bengt和我们说,你们可不能瞧不起自己,说不定若干年后咱们这个教室里会走出诺奖得主。好多年以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说的就是他自己。那门课很难,把我上得几乎要吐血,因为底子还是不足,而且同学也都非常优秀。当时那门课上还有一位也是跳级从一年级开始上二年级专业课的学生。大家互相要别别苗头。后来才听说他是当时耶鲁大学Levine校长的儿子Jonathan,今天也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了。
然后直接进入到写论文的环节,我第一年把资格考试考完了,但是论文写了四年。因为这个原因,我换了不少的老师。第二年我开始给Steve Ross做助教,著名的APT理论发明人,英年早逝,不然也应该是诺奖得主。后来我参与到1997年诺奖得主莫顿教授的一些研究工作中,包括整理一些关于期权应用的文献。后来开始和他进行很多年的合作。加入到哈佛大学商学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麻省和哈佛有一点点别苗头的感觉,一般很少直接雇用对方的学生。我是不多的从麻省毕业进到哈佛的人。当时我的导师戏谑地说,你从此加入了“黑暗”的那一边。
论文写完以后,我想过找中国的教职。北大的张维迎老师见了我,说不用急着回来,在海外历练一下。然后我去找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他说我们从美国飞回来面试的成本非常高,我们要飞的话,得先确定他非常真诚。我说我很真诚啊。他说,我说的真诚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工作你会来,但是你条件太好,你会在美国拿到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你直接回亚洲的可能性不大。我后来想想,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应该留在美国。后来我决定去哈佛。我是第一个被哈佛商学院直接以助理教授的身份招到那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我的好朋友,也是后来论文合作者黄亚生刚刚从密执安大学转过来,他研究政治学,后来变成研究国际管理,现在在麻省理工。
我2007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2008年初,陪同刚刚上任的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来访中国。她当时带了一个袖珍的教授代表团,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比教授,现在是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上海中心的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当时一位领导拉着我的手说,中国去的吧?希望将来有机会你能再回到中国。这之后,我逐渐开始了解中国,接下来几年写了二十例左右的中国案例,大量接触中国企业,也把一些优秀企业家请到了哈佛的课堂,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海尔集团张瑞敏董事长、中联重科詹纯新董事长、神化集团凌文总经理。
随着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我心底的渴望就是回到中国去。我写的很多案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向哈佛提出要求,希望能有一半时间回去工作。我说我大量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规律,这样对我的成长有帮助。当时中国开始做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要求至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国内工作。我是为数不多的金融学术界以这样一种国家计划的身份被引进回来的教授。当时和北大谈得差不多了,但是哈佛不能接受,说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一个其他国家的高校共同分享一位教授。哈佛从内心深处是非常高傲的。但是牛津同意了,所以我被英国皇家科学院英国杰出人才计划接受,同时加入北大和牛津担任双聘的教授。2014年底北大成立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我担任首任主任。更繁忙的工作最终使得我在2015年辞去牛津的正式教职全职回国,现在我还会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到牛津讲学。我们现在和哈佛、牛津也有非常好的研究上的合作,在北大成立了针对中国民营第二代企业家的全球华人家族企业领导与变革的项目,就是和哈佛、麻省、牛津大学一起设立的。
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中国民营企业接下去40年的发展。过去40年我们的发展非常地了不起,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起来的,很多企业现在到了交棒的阶段。交棒很不容易,第一代的企业家现在心力交瘁,有体力的原因,也有跟不上经济大势变化的原因。年轻一代有很多海外留学的背景,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断层,使得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没有向第二代传承经验和教训。我们和美国、欧洲学习,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家族长期传承的企业,比如罗斯查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我们依托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北京大学、北美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把这些智慧带给中国的企业家,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渡过难关,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添加新的光和热。   
我觉得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吧,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以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身份招进来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是第一个牛津商学院华人教授,我不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的留学生。张院长是。我是在前人基础上在海外走到最远的人之一,在国际一流名校做到正教授,然后在41岁以讲席教授身份回归北大。这个经历我给一位尊重的老师看过,他说,你这个经历可以说明什么?和复旦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是复旦培养出来的,这一点走到哪不能忘记,我想到复旦就想到温暖、敬重。复旦是我成人启蒙中最初的老师,复旦教会我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鲁育宗校友刚刚说,在每一个时代大家觉得有很多的艰难、挑战,很多的不容易,最好可能就是躺平,其实不然。每一个时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容易,我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容易,我做过辅导员的军三届的经历别人也难以想象,但是没有关系,命运有自己的安排,用一句话说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先后。
我最近看了斯坦佛大学招生主任的演讲,她说我有两个孩子,我最初把我的孩子当成是盆景进行剪枝、修叶,让他们长成我想要的形状。其实不对,人有自己的内在的基因,有自己的野性,让他按照他的天性顺其自然地成长起来就好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毕业生朋友,将来你们会依照天性自然地成长起来,顺其自然就好。
最后,想借我尊敬的张院长在一次毕业致辞上和大家说的话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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