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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邵飘萍生前的秘密身份，他牺牲整整60年后，才正式被认定为中共党员。“我觉得，祖父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邵澄说。
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室副研究员林齐模说：“邵飘萍的死是为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死，可以说重于泰山。他的风骨与血性，他以笔为枪、舍生忘死的使命担当，不仅是一位民国报人的气节，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质。”
他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6月1日拍摄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吴问骋认为，邵飘萍能够做出卓越贡献，与其勤学、实践密不可分，“他有幸将自己的能力专长与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个符号。我们应当继承他的遗志和精神”。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从业十几年，邵飘萍以笔为枪，针砭时弊，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鞭挞，冯玉祥夸赞他“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他的通讯时评成为那个时代的有力见证。
6月29日，参观者在北大红楼外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此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邵飘萍和《京报》对此影响深远。
五卅次日，邵飘萍就报道了惨案的经过，此后两个月内，《京报》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邵飘萍还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建议“我全国人应一致对外，用不合作之手段，无论大小职务，一律辞去，坚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觉悟”。在这场运动中，邵飘萍几乎将全部心力投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据说，当时京报馆一直在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为此，邵飘萍还专门在自办的印刷厂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室。
6月1日拍摄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然而，他的言论在促进民智觉醒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悲壮的伏笔。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专门讨论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等议题。1924年7月，北京团地委停止活动并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团员，同年11月恢复工作后，贺恕、罗章龙、范鸿劼等先后担任地委书记或委员。他们多为北大等校的学子，有的还是邵飘萍的学生。此时，邵飘萍与李大钊、高君宇、陈乔年、赵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区重要人物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与共产党组织走得越来越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等人北上。邵飘萍对此予以极大关注，《京报》特别为之助阵。冯玉祥痛感督军内部缺乏政治人才，暗中物色能与他合作的人。恰在此时，邵飘萍进入了他的视线，冯玉祥亲聘他为高级顾问。
邵飘萍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但与普通党员不同的是，他是秘密党员——仅与个别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这位特殊党员，被赋予“特别的工作任务”：一是宣传，二是情报。
6月24日，游客在参观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时局的动荡，再次将邵飘萍推向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方提出的撤除津沽防务的无理要求，在天安门前集会，并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民众，造成47人死亡、近200人受伤——鲁迅所说“民国以来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报道。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用辛辣的言辞亮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还发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直指祸首段祺瑞。
此后的12天内，《京报》发表相关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达9篇之多。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败走，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张作霖扬言要杀邵飘萍。
报纸传到前线，军心为之动摇。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住他的嘴。在当时，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只要12元就可维持基本生活。邵飘萍收到汇款后马上退回，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明白，此次张作霖兵临城下，自己在劫难逃。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置于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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