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骗局 | 重一组&

2021-07-09 17:35:16　来源: 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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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以前我在学校被别的同学欺负，她总是站出来保护我。我知道如果自己亲手杀掉她，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本文为“检察官笔记”连载第8期。
01
“有些人光是遗忘，就要拼尽全力。”
王梅一直极力想要抹除2018年7月末那两天的回忆。案发后整整半年，她依旧时常从噩梦中惊醒，那些一直努力想要遗忘的场景，在黑暗中清晰复现，反复锤击着她。
在此之前，王梅的人生顺风顺水：名校毕业，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男友朱佳宇家境殷实，容貌阳光俊朗，身形健壮，在名企做设计工作；还有闺蜜韩桐，是王梅“最重要的依靠”。
韩桐和王梅从读寄宿高中时便已相识，后被同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进了同一个单位上班，这些年不管做什么都形影不离。“我跟小桐的性格是互补的，平常我不太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但小桐的性子比较开朗，她怕我闷，经常跟我讲话，太安静会让她不自在。”而对于和朱佳宇的相识和相恋，王梅更是将其称为“命运的馈赠”。
直到2018年7月29日那天，将所有的美好全部击碎。
回忆的开始，王梅是在昏昏沉沉中被一股奇怪的气味弄醒的，“有点像是皮革放久了发霉的气味”，在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眼前是陌生的毛坯房，地上放置着几块废弃的木板，尾端还有锈烂的长铁钉。室内像是堆积杂物的旧仓库，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屋内寂静得骇人，除了她自己的呼吸之外，没有任何声响。
“我很害怕，那个房间非常压抑，我感到快要窒息了。里面也没有灯，以前我怕黑，一个人在家一定要把所有房间的灯全都打开的。”王梅在案发后回忆说，那天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坐在一个陈旧的棕皮沙发上，沙发表面积了一层厚厚的尘灰，头枕和靠手的地方已裂开，露出深黄色的海绵，上面留着几个被人用指甲抠出的破洞。
她起身环顾四周，思索着昏睡的原因，以及昏睡前几个小时发生过的事，却只记得一些模糊的片段——星期六下午，她和韩桐去了朱佳宇新租的房子。由于和家人闹了矛盾，朱佳宇独自在城郊租了一栋联排别墅，搬了出来，别墅地上三层，带地下室，北侧有一个小庭院。房租6500元，押二付二，租了一年半，平常朱佳宇会约上几个好友到家里聚会。王梅只记得自己上一刻还置身于宽敞明亮的客厅，玻璃茶几上放着一副扑克牌。之后的事，她就记不清了。
手机屏幕上显示无信号。王梅心中骇然，不慎将手机滑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没有马上去捡，反正手机已经和砖头没什么两样——她知道自己和外界的唯一联系被切断了。
“当时我只想着逃，其他的都不敢想，越想越害怕。”王梅觉得这屋子“像封死的棺材一样”，即便自己在这里变成一具腐尸，也没人会察觉，“眼下的场景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王梅的童年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父母彼此依赖又互相贬损，王梅挤在中间的裂隙里。在她的早期记忆中，没有什么比发怒的父亲更令她感到惊恐。那时的父亲完全成了陌生人，随手抄东西砸到母亲的脸上，王梅蜷缩在床脚，看见母亲被打得满脸是血，看不清模样，吓得大哭。父亲嫌烦，变得更加恼怒，揪起王梅的衣服，又打开衣橱的门，把她扔了进去，威胁她：“再吵就闷死你。”
在衣橱窒闷的黑暗中，年幼的王梅不敢再大声哭，更不敢用脚蹬门，生怕父亲又对她和母亲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她当时没有能力去抵抗父亲，只能缩在柜子里，偷偷地抽泣。哭累了，她便昏睡过去。等她再次睁开双眼，已经躺在母亲怀中。母亲头上缠着绷带，瘆人的暗红色洇了出来。而那个密闭狭小的空间，成为她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今，又一次置身黑暗中的王梅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经向韩桐诉说起童年的这段经历，那时即便自己竭力做到心平气和，最后还是没忍住眼泪，在韩桐温暖的拥抱中哭了很长的时间。眼下，她只想尽快逃出这间地下室，找到韩桐。
02
王梅确定，自己在昏睡前，身边只有韩桐和朱佳宇两个人，但无论如何，她绝对不会怀疑韩桐，她们感情很深，对方没有任何理由伤害自己。
同样，男友朱佳宇也没有捉弄她的理由。他们俩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原生家庭，朱佳宇经常在朋友圈“秀恩爱”，发恋爱生活的点滴。
“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外面的脚步声，是高跟鞋的声音。我怀疑是小桐在外面，因为我记得她来玩的时候，穿着一双中跟的鞋。但我又觉得不是她，那脚步声非常重，很急促，不像是小桐平常走路的声音。”王梅回忆说。
王梅拨开面前的杂物，终于摸索到了门把。她小心地转动，门锁内的槽孔发出细微的响声，门打开了，过道的光线很暗。她刻意放轻脚步，怕附近的人听见。前方有光源，是从她右手边的门缝透出来的。她轻轻地走过去，站到门前，整个人都愣住了。隔着门缝，王梅屏息凝神，窥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很宽大的粉白色长袖，这本来是小桐平常穿的衣服”。
韩桐一直留着男孩子式样的短发，习惯穿松垮的休闲服，身材瘦小，双腿细长，每次穿这些衣服，就像披着一件巨大的长袍。但此刻在王梅面前的明显是一位成年男性，短发微卷，像是梳过发油，很高，将近1米8，肩膀宽厚，背肌健壮，让宽松的休闲服变得很合身。王梅看不见男人的面庞，但也无需看见——这个伟岸健硕的背影让她如此熟悉，正是她的男朋友朱佳宇。此刻男友穿着闺蜜的衣服，而闺蜜却不知所踪。
地下室很静。王梅捂住嘴，怕自己惊异过度发出粗喘。即便是极其轻微的呼吸声，她觉得也会引起对方的警觉。远处的背影发出一声冷哼，“听到这个哼声，我就确信是他了，他以前跟我交往的时候，也发出过这种声音，我和他提过很多次。我是一个听觉很敏感的人，怕噪音，也讨厌他这种哼声，像不屑、轻蔑。”王梅说。
“当时我心里恐惧到了极点，觉得他很不正常，不再是往常那个朱佳宇了。我又不敢乱跑，那样反而会暴露自己，只好盯着他的举动，怕他突然转过身发现门后有人在偷窥他。”
很快，王梅回想起另一件事。那是上个月的周末，她想拍一个小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还是韩桐提议，让朱佳宇男扮女装，没想到朱佳宇很爽快地答应了。拍摄完成后的第二天，朱佳宇还是穿着这套女装跟她们见的面，韩桐还调侃了他几句，王梅也感到有点奇怪，但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眼下，王梅既不知道韩桐究竟在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衣服会在朱佳宇身上，“我想过躲起来或者逃跑，可是小桐对我很重要，我想要找到她。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安全，对我来说是很懦弱的”。
就在王梅转身去找韩桐时，不远处忽然有轻微的响动，紧接着她的腰眼突然被尖锐的东西抵住，一个阴沉可怖的声音传到她的耳边：“不要乱动。”这是朱佳宇的声音。
王梅厉声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这里，朱佳宇的脸色却非常阴沉，什么也没说，走过来逼迫王梅走进地下室的第二个房间。
王梅觉得很害怕，不愿意进去，“他就拿着刀顶着我，然后把门打开了”。那是一间毛坯的房间，门旁依次放着砖块和金属工具箱。朱佳宇把王梅推进房间，王梅扫视着室内的环境，撞见了最可怕的一幕——韩桐瘫倒在平板躺椅上，穿着朱佳宇的咖啡色短袖，全身缠绕着透明的封箱带，和躺椅粘在一起，露出的脚踝也绕着胶带。韩桐的头发、耳朵和嘴巴均被胶带封住，嘴角留有模糊的血渍，眼皮浮肿紫青，眼皮压下来，她吃力地睁着双眼，看向王梅，头部微微晃动。
“当时我太害怕了，不确定小桐的眼神是向我求救，还是叫我快跑。”王梅向警方回忆，“我知道朱佳宇是故意让我看的，当作心理虐待。他下手非常狠，把小桐打得浑身上下都是伤。小桐穿着朱佳宇的衣服，裤子被剪过，我不清楚他有没有性侵过小桐。”
这在后来给王梅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导致她时常“看见”这个画面，有时在记忆中，有时出现在梦里。她向很多人描述过，“现在我经常会看到小桐头上粘着透明胶带，侧着脸，她的眼睛让我联想到菜市场里放在冰块上的鱼。这种画面几乎每天都出现，一直赶不走，我怀疑是自己的大脑出问题了，非常恐惧，又觉得这是我的报应。”
朱佳宇举着刀，让王梅脱掉上衣，换上沾满油污的蓝白色运动服。接着又递过来一把折刀，注视着锋利的刀面，用左手背对着喉咙，向王梅做了“割喉”的动作，再把细长的折刀扔在地上，让王梅捡起来去割小桐的颈部，“用力一点，速度要快”。
王梅看着韩桐，向朱佳宇摇了摇头。“我看着朱佳宇，他也看着我，又看了看那把折刀，意思是在说，要我去杀小桐，假如不这样做，他就会杀掉我。小桐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以前我在学校被别的女生欺负，她总是站出来保护我。我知道如果杀掉小桐，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做不做？”朱佳宇手里的水果刀面贴着王梅的后颈。王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朱佳宇预谋的，把她和小桐带到别墅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王梅后来向警方供称：“他让我杀小桐的原因，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一开始以为他这么做是想杀掉我，我认为朱佳宇的精神有问题，自从我在地下室见到他，看到他穿着小桐的衣服，打扮成女人的样子，就觉得他有精神病。站在地下室的朱佳宇跟我以前认识的朱佳宇完全就不是一个人，他已经疯了。”
王梅蹲下来捡起折刀，“当时我如果不割下这一刀，朱佳宇就会杀我，我想保护好自己，同时尽力减小对小桐的伤害，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伤害她”。
王梅走到韩桐的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哽咽了，眼泪滴在她的脸上。韩桐嘴上缠着胶带，不能说话，泪水也流到胶带里。王梅的手剧烈地抖动，在朱佳宇的逼迫下，她闭紧双眼，用刀在小桐的颈部轻轻划了一刀，但只划破了表皮。
“朱佳宇又逼我划第二刀，在喉部的位置，长度有4到5厘米左右。我看到小桐动了一下，血是慢慢流出来的，我割完以后，刀就掉到了地上，我痛哭起来。”王梅到案后交代。
“哭什么？你让她得到解脱了。”朱佳宇说完，让王梅去探韩桐的鼻息。王梅用手轻轻地放在她的鼻子下方，发现还有呼吸，就撒谎说“已经死了”，“那时候我就想着尽快逃出去，或者马上找一个有信号的地方，然后报警，这样小桐至少还有救”。然后人愣在原地，产生了一种恍若梦中的心理感受，身体好像漂浮起来，眼前的事物都失去了真实感，空间是扭曲的，周遭没有声音，只有昏眩感笼罩着自己，“就像喝醉了一样”。
朱佳宇走过来，又探了一次韩桐的鼻息，反手掌掴了王梅，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什么。随即当着王梅的面，随手抄起地上的棒球棍，对着小桐的头部和胸部猛砸了几下。接着，他让王梅换回原来的上衣，跟自己上楼。
03
朱佳宇捏住王梅的左肩，右手持刀抵住她的颈项，带她穿过灰尘扑鼻的地下室，走向三楼朝南的房间。屋内放着一张大床，平铺着一条棕黄色的珊瑚绒毛毯，床柜有一只折叠式台灯，靠近门窗的地方都放了很大的隔音棉。王梅被朱佳宇拽了进去，“闻到一阵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朱佳宇命令王梅平躺在大床上。她躺下后，身体不由自主地战栗，脑海里自动倒放着前几个小时的画面。这时，“反刍”已开始盘踞她的思维活动，在案发后长达数月。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亲手用刀伤害了自己最好的闺蜜。”
王梅凝视着面前的朱佳宇，他已经和平常的“男友”判若两人，更令她恐惧的是，朱佳宇似乎在享受这一切。
朱佳宇脱下牛仔裤，露出肉色的丝袜，又坐在床沿，把丝袜从腿上脱掉，扔在地上。王梅这才注意到，他扔丝袜的地方，放着一排各种颜色的高跟鞋。“最早看到他（
朱佳宇）穿小桐的粉色衣服的时候，我还只是以为他有异装癖，直到我目睹了他后来那些行为，再看到他穿丝袜和高跟鞋，就觉得很恶心。那时候他可能注意到我的表情，就朝我这里过来了”。
床边的灯开着。王梅借着惨白的光，瞥见朱佳宇的眼神。此刻王梅不再感到恐惧，只有一种深深的厌憎。朱佳宇赤条条地站在床前，盯着王梅，用一种怪异的语调，说“不要骗我”、“为什么都骗我”之类的胡话。王梅并不清楚朱佳宇到底要表达什么，只能默不做声。除了沉默，她现在什么也不能做，求生的本能在心底撞击着她，“朱佳宇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我只想着逃出去，不然会被他折磨致死”。
王梅看着朱佳宇骑在自己身上，裤子被褪去，她知道朱佳宇接下来想做什么。以往他们也发生过性行为，但今天的性质变成赤裸裸地性侵，朱佳宇显露出了真面目，“我不敢反抗，怕反抗了就被他杀了”。
朱佳宇注视着王梅，挥手抽了她几个耳光。王梅并没有反应，似乎正在走神，像一块木头。朱佳宇很恼火，他畸变成一个“以折磨他人为乐”的人，没有了对方痛苦的反馈，他臆想的“伤害权”便被剥夺了。
后来王梅回忆称：“那时我好像在发呆，他打我的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疼，就一直在回忆以前和朱佳宇交往的细节。”可回忆里，她却没有发现明显的破绽——除非朱佳宇是天生的演员，否则他怎么会如此巧妙地扮演成一个“正常人”？
朱佳宇停了下来，和王梅并排躺下。王梅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大脑一片空白，眼前的什么都糊涂了，就像灵魂出窍一样，直到今天我也经常有类似的感觉”。
“为什么？”王梅盯着天花板，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
“不为什么。”朱佳宇转过头警告王梅，“你也别想着逃，逃也逃不掉。也不用报警，这栋房子每个地方都有我装的手机信号屏蔽器。”
王梅又问了一遍：“为什么要杀掉小桐？”
“她可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你刚才用刀割了她的脖子，我最多只是用棍棒补了一两下。我在地下室装了监控探头，这些都可以看到。”朱佳宇看着她，“你现在已经杀人了，警察早晚会把你抓进去。假如你不想这样，现在做什么都得听我的，得帮我的忙。”
王梅没有说话。朱佳宇起身穿衣，扔下一句：“你要是想活下去，就配合我把尸体处理掉。我现在出门买分尸的工具和消毒粉，你最好听话一点，不要乱动。”
看着朱佳宇离开，王梅望向四周，窗户整修过，从外部被封住了，只留下两指宽的窄缝，而且“三楼太高了，我也不敢从窗户那里逃”。
手机没电了，王梅并不清楚自己在“魔窟”待了多久，也许是一整晚，也许已经过了24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外面的钟表在走，我听着秒针的声音，心跳突然变快，害怕朱佳宇回来，又怕他一去不回，把我活活饿死在这儿”。
她又饥又渴，房间里没有吃的，床头柜上放着半瓶朱佳宇喝剩下的矿泉水。她本不想喝，可她现在必须活下去，一口喝完后，“我很想吃东西，脑子里一直在想，朱佳宇开车回来之前，我能用什么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王梅拧动门把，这是一个老式的圆球形把手，“上面有很多的锈点，锁孔在外面，朱佳宇是从外面用钥匙锁门的”。地上有一块棕红色的薄木板，王梅捡了起来，像发泄似地照着门把狠砸，门把发出奇特的声音，木板裂了，飞屑扬在眼前。接着她又从窗户附近找来一把锈蚀的螺丝刀，戳着门把手的连接处，还是没用。王梅急坏了，一边拧动门把，一边踢门，或许是出于愤怒和求生欲，她有了力气，踢得越来越重。老旧的圆球门把连带着碎木片，硬生生地被她拽了下来，掉落在她的脚背上。
王梅拿起螺丝刀，在门把的内部乱捅，又补了几脚，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把门锁彻底弄坏，出了房间。
现在她必须赶在朱佳宇回来之前，尽快逃离这里。“跑到一楼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声音，怀疑朱佳宇藏在周围，就想找件东西用来防身”。
此时，屋外传来汽车的引擎声。王梅走到窗边观察，从窗户的缝隙能望见附近的别墅和车道。不远处，一辆白色的丰田牌越野车显得格外醒目。那是朱佳宇的车，他曾开着这辆车来接王梅下班。
逃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王梅再度陷入危险的境地，不管自己出现在房屋的任何地方，朱佳宇很快会找到自己，然后残忍地折磨，就像他对待韩桐那样。可王梅不甘心放弃，她低腰躲在窗户右侧，汽车的声音很大，她用耳朵紧贴在窗边听着。
车的声音越来越近，王梅心脏瞬间抽紧，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突然想起朱佳宇刚上楼时随手放在一楼附近的折刀——就算自己打不过他，至少能保护自己。她猫腰下楼走到客厅，看见那把折刀在茶几上放着。她握起刀，手剧烈地颤抖。刀太短小了，她完全没有把握能一刀将朱佳宇毙命。
屋外传来关车门的声音——朱佳宇下了车，马上就会进屋——王梅浑身颤抖着，情急之下，她想到一个办法，至于能不能奏效，她只能赌一把。
王梅快速走下地下室，几个小时前，朱佳宇持刀挟持她上楼，并没有带上那扇门。地下室一片浓黑，散发着呛鼻的血腥味，仿佛有一条奔涌的血河流经此处。在王梅身后的左边，那个狭小的房间，躺着韩桐的尸体。王梅不敢去看，“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眼泪又一下流了出来，她很快擦干，现在并不是哭的时候，她迫使自己镇定下来。
她听到朱佳宇走进一楼的房间，大致在客厅方位，“他的脚步声很重，我听得很清楚，还有自己的呼吸声”。她所在位置的上方正好是楼梯，一串沉闷的脚步声在她的头顶响了起来——朱佳宇上楼去找她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必然会像头野兽，横冲直撞，四处追击着猎物。
此时此刻，她推开地下室的门，动作很快，几乎没有动静。她与一楼大门的距离只有几米，现在正是她孤注一掷的时候。
几乎是同一时间，楼上的脚步声变近了，那个声音越来越急促——这表明朱佳宇正在下楼——王梅猛地窜出去，飞奔到大门，就在她握住把手的一瞬间，零乱迅疾的脚步声已出现在背后，她没有回头，一把推开沉重的房门。
04
逃出昏暗的“魔窟”，户外的光线很烈，晃得睁不开眼。她几乎成了盲人，在无际的黑暗中奔逃。
“逃出去的时候，我不那么惊慌了。”王梅到案后回忆称，“屋子外面肯定有很多人，附近还有一个地铁站。我想朱佳宇再疯狂，也不会当着大庭广众，拿刀捅我，不然他也不会处心积虑把我和小桐骗到别墅里。假如他真敢这么做，我就求别人报警。”
朱佳宇在后头追着，王梅拼命狂奔，感受到“背后有只手一直想要够到我”，这样下去，她肯定会被朱佳宇抓住。
王梅看到面前停着一辆垃圾清运车，一位司机刚从车上下来，她赶紧上前向对方求救。案卷中记录了垃圾清运车司机黄国海的证言，证实了王梅从朱佳宇控制下逃脱的经过：“我平常是上午七点半左右，把清运车开到小区的。那天我刚开到那里，就被一个女的拽住衣服。那个女人差不多二十多岁，看上去很惊慌，我就问她遇到什么情况。她说自己遇到坏人了，让我帮帮她。后面又冲过来一个男的，个子很高，说他们是夫妻，还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我说这个小区的人我大部分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你？男人没理我，想把女人拉走。我对他说你再这样，我就直接报警。男人骂了我几句，转身走了。女人就对我说：‘师傅你能不能把我先带出小区，我打个出租再走。’我带着她往小区门口走，她一直拉着我的衣服，手不肯松，然后边走边回头。出了小区，我问她要不要报警。她支支吾吾的，又说不用。这时候，正好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开过来，她就坐车走了。”
王梅一上车就瘫在后座，对出租司机说尽快远离这里。她快要虚脱了，即将昏睡之际，司机叫醒了她，“当时那个司机对我说，我们后面好像有辆车在跟踪，我回头一看，发现是朱佳宇的车，我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司机说，要不要用减速和靠边停车来试探对方是不是在跟踪我们？我说不用试了，那辆车就是在跟踪，里面的驾驶员是个变态，我好不容易才从他那里逃出来。”
司机问王梅要不要报警，或者他直接把车开到派出所。王梅犹豫了，如果她现在报警，那么被抓的不只是朱佳宇，还包括她自己。她不敢想象，母亲要是知道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反应。
王梅在大脑里快速搜索着可以寻求支持的人。除了韩桐外，她还有一个好友叫徐嘉晨，是一名律师。“我想她肯定能帮我想到好办法”。
王梅借司机的手机，联系上徐嘉晨，说她现在有急事，最好马上能见面。对方说自己在律所，这会儿抽不开身。王梅下意识地看了手机屏幕上的时间：2018年7月31日，上午8：13。也就是说，她在“魔窟”中待了近48小时，而她却一无所知，还以为今天是星期日，徐嘉晨在家。
“就算徐嘉晨在家，我也不能去。朱佳宇很危险，他要是跟进来，我等于把徐嘉晨也害了，那时我心里已经确信，朱佳宇压根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更不能回自己家，朱佳宇知道我家住址。”王梅回忆称。
“那我们就在律所见面吧。”王梅说，“我正好有一点法律上的问题想问你。”
徐嘉晨同意了。
出租车驶到市区，丰田车还紧跟着，司机拐到一个十字路口，“那时绿灯快结束了，出租车司机抢了一下，我们才把朱佳宇的车子甩掉”。
开到律所门口，已经是9点半了。徐嘉晨出来迎接，帮王梅垫了车费。进门前，王梅警惕地回望身后，朱佳宇的车并未出现。
打了照面，细心的徐嘉晨发现很多异常，问王梅怎么了，王梅也不说。王梅被带到接待室，徐嘉晨说手头还有事要忙，到10点半来找王梅，并且随口问道：“小桐怎么没来？你们平常做什么都黏在一起，拉都拉不开。”
听到“小桐”，王梅忍不住哭了。徐嘉晨给她倒了杯开水，安抚几句，先回了办公室。
王梅靠在沙发上，不知不觉中便睡着了。
没过多久，徐嘉晨叫醒了她，说正好临近饭点，不如先到旁边的餐馆吃饭，边吃边说。
据徐嘉晨在派出所提供的证词，当时她们去了一家粤菜馆，“那家店就在我们律所隔壁，王梅刚坐下来，就说她遇到变态了，自己被人胁迫在密室里杀了人，连她自己也差点被杀。我起初都不敢相信，觉得她讲的就像电影里一样，又感觉她不像在说谎，因为她的状态很不稳定，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看起来非常惶恐，筷子都抖掉了，很久才缓过劲来”。
徐嘉晨告诉王梅，你这样是被胁迫的，法律上属于胁从犯，是受到保护的。
在徐嘉晨的陪同下，王梅进派出所投案。民警要求王梅当场打电话给朱佳宇，让他尽快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王梅说，别墅安装了信号屏蔽器，他手机没信号，不一定能打通，只能试试看。没想到电话却接通了，民警便手持录音笔在一旁录下整个通话过程，王梅问朱佳宇将尸体怎么处理了，朱佳宇说正在分尸，并让王梅尽快回他家，接着电话挂断。
刑侦三大队赶到后，带着王梅到现场确认案发位置，却没有找到朱佳宇，于是他们来到了充满血腥味的地下室。
据公安局刑科所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地下室大房间内有五包黑色塑料袋包装的尸块和用一个白色无盖铁皮桶装的一块人体躯干段尸块，尸块表面均粘附有白色颗粒状晶体。南侧地面上有三片已拆封的刀片，一个空的‘中华’烟盒（
烟盒上发现指纹），西侧地面上有一把展开的不锈钢折刀，全长15厘米，刀身和刀柄处均有红色斑迹……”
2018年8月1日下午，朱佳宇在另一个暂住处被警方抓获，于当日被刑事拘留。
05
2018年7月31日，王梅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公安局在8月24日向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区院认为王梅被胁迫杀人，属于胁从犯，做了不批捕决定，并且在《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上写明：“目前无证据否定犯罪嫌疑人王梅的辩解并指向其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同时本案的案发过程也客观印证了嫌疑人王梅的供述，其所有行为均系在犯罪嫌疑人朱佳宇的控制胁迫下实施，因此不足以认定王梅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而朱佳宇被刑拘后，他的监所生活却让管教和犯人们感到头疼。
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朱佳宇就在监室内发生了斗殴行为。睡在他身旁的犯人向管教打报告称，半夜3点多，他睡得很沉，忽然觉得耳垂奇痒难耐，他忍不住去挠，感觉湿漉漉的，睁眼一看，吓得不轻——朱佳宇正匍匐在他身边，用舌尖舔着他的耳垂。
朱佳宇被抓了现形，竟然毫不慌张，反而像吊死鬼那样吐着长舌，形貌悚然。被舔耳朵的犯人感到奇耻大辱，叫醒了所有人，大伙蜂拥而上，将朱佳宇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凌晨4点15分，管教民警找朱佳宇约谈，他揉着满是淤青的脸威胁管教说：“我不习惯跟别人挤在一起。你赶快把我调进单人监室，不然我就自杀。”
管教并不同意他的申请，事后向驻所检察官说明了原因：通常情况下，将新收的嫌犯关进单人监室，是非常冒险的。尽管每个监室都有24小时监控，但是新犯刚入所，管教尚未完全掌握情况，加上单人监室没有其他犯人的“照看”，犯人更容易做出自残自杀的行为。
诉求落空，朱佳宇并没有罢休。次日下午2点，驻所检察官例行巡监，刚走到他们监室门口，朱佳宇便大声嚷嚷起来：“报告检察官！我要举报管教民警，他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体罚还有精神虐待。”
等到朱佳宇坐进了谈话室，检察官让他详列管教的“罪状”，他却开始变得支支吾吾，眼看瞒不过，就胡乱说了一堆自相矛盾的话，很快就被识破了。
检察官做了训诫教育，嘱咐他遵守监规监纪，朱佳宇却又换成一张笑脸，说：“我就想到外面，随便找个人聊会儿天。监室里又臭又闷，还是这里凉快一点。”
此外，朱佳宇还存在其他更过激的行为，比如他在管教民警巡查时，突然放声歌唱，邀请管教跟他一起唱卡拉OK。管教把他训了一顿，他委屈地大哭，干脆脱光了囚衣，赤条条地站在原地跳舞，事后对他人说自己是被“鬼附身”。
那天下午，一个二进宫的犯人凑到他身边，幽幽地说：“新来的，你是不是想装精神病，逃避法律的制裁？”
朱佳宇朝他摆了鬼脸，舌头吐在外面，撕扯对方的囚服。犯人们想把他按住，可他一边竭力挣脱，一边朝犯人脸上吐痰，说自己有传染病，“谁碰上谁倒霉”。
由于朱佳宇的恣意妄为，先后被管教上过三次械具，最后一次是“临时固定”。据管教回忆，被“钉”住以后，朱佳宇很不服气，在监室放出诡异尖利的歌声，管教对他说：“过段时间做精神病鉴定，就知道你是真疯还是假疯。”
几天后，朱佳宇接受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鉴定的主要负责人叫袁立军，2005年就进所工作，练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我在审查复核证据的时候，跟他做过电话讨论，袁立军告诉我：“我最早看了讯问笔录和公安提供的讯问录像，就感觉他在演戏。”
当时，警方向袁立军提供的刻录光盘共有5张，包括讯问和辨认录像。袁立军观看录像后，结合案卷材料，推测朱佳宇可能在“装精神病”，于是他给民警写了补充侦查申请，“我要求民警对他（
朱佳宇）的身边人做调查走访，如果他患有精神疾病，在生活中就会有一些反常的迹象，他的家人朋友不可能没有察觉”。
现场鉴定那天，袁立军和其他几位鉴定员坐在朱佳宇对面。见到铁栏对面的陌生人，朱佳宇歪着头，冲着他们傻笑，袁立军问了几个问题，朱佳宇要么沉默，要么就围绕着“有人害我”。
比如，袁立军问他：“为什么要住单人监室？”
“因为有人要害我。”朱佳宇说，“你也要害我对不对？”
袁立军观察着朱佳宇，顺着他的思路，继续问：“他们为什么要害你？”
朱佳宇白了他一眼：“我怎么知道？”
“他们是不是觉得你在装精神病？”袁立军紧咬着不放。
“我装什么了？装给你个傻X看？”朱佳宇看着对面的鉴定员，表现得很不屑，眼神流露出惊惧和愤怒，而一个精神病人面对这类问题，往往不会有这样的辩解。
“不要再演了。”袁立军打断了他，看了一眼其他鉴定员的笔录，“你的演技很拙劣。”
话音未落，朱佳宇像被揭穿了似的，突然恼羞成怒。可是他的辩词完全不像袁立军以往接触过的精神病患。在几位鉴定员的观察和提问下，朱佳宇像挨了一面照妖镜，逐渐变回原形，向袁立军吐露出自己埋藏的秘密。
鉴定结束后，袁立军写下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朱佳宇意识清晰，思维连贯，情感协调，未发现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在本案中应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目前具有受审能力。”
06
由于朱佳宇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院将案件移送到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我所在的“重一”组组长张涛带头办案。
张涛在“重一”待了十年，研读过的卷宗已不可数，常年独行在案卷中的“尸山血海”，与杀人恶魔交锋，造就了张涛鲜明的办案风格——面对丧失人性的杀人犯，张涛的“打法”凌厉凶悍，绝不会留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收案阅卷后，张涛把组员召集到会议室，讨论的内容聚焦在这几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王梅的定罪量刑。我和另一位检察官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尽管王梅受胁迫杀人，但她实施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退回补充侦查并追加起诉王梅；但我坚持认为，案件现阶段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确认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王梅构罪——“首先，王梅平常和被害人韩桐的关系非常要好，她也多次提到，自己并没有杀害韩桐的主观故意。她在朱佳宇以杀害她来胁迫的情况下，用折刀在韩桐的脖子上划了一刀，因为她并不想伤害韩桐，所以用力较小，根据法医鉴定，她刀割的地方远离动脉；其次，朱佳宇到案后交代，当时韩桐并没有死亡，是他自己用棍棒捶打韩桐，也就是尸检报告中所说的钝器伤；第三，尸检报告并没有确认韩桐的死亡是由王梅一人所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朱佳宇的作案动机。他在公安阶段的供述很不稳定，起先是交代自己胁迫王梅杀人，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但他到了第三份笔录开始翻供，称王梅主动要求杀死被害人韩桐。而且他始终没有承认，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被害人韩桐之间存在情感纠葛，因此并不能简单定义为“情杀”。
张涛组长听完我们的讨论，随后做了总结：
“你们刚才讨论了王梅的定罪问题，我同意区院的意见，依照《刑法》的规定，王梅被迫参与杀人犯罪，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但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应该让侦查机关补充移送，一并追诉。目前王梅取保候审在家，你们电话告知她，叫她到检察院接受调查，随叫随到，并做同步录音录像。
“另外就是朱佳宇的口供，他辩解说王梅主动要求杀人，这要进一步核查。既然已经排除了精神病，我们可以初步推测，朱佳宇在看守所装疯，还有他所说的追求刺激，很可能在故意掩盖某些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看守所找朱佳宇再做一次笔录，这一次从他的犯罪动机切入，继续深挖。”
07
在羁押朱佳宇的市看守所的第三监区里，有很多重刑犯。这里长年缺乏光照，室内环境阴湿，温度相对更低。只要站在铁门前，就会感受到里面隐隐渗透出的寒意。监区的廊道很长，两旁的铅灰色铁门彼此沉默地注视，从外面望进去，似乎望不见尽头。
靠着窗外微弱的光线，我在铁门外看见朱佳宇缓缓走到管教那儿，然后转身、立正，低下头，主动伸出双手，等待管教给他上铐。这个监区的“风云人物”，突然变得很顺从。
铁门打开后，朱佳宇的面容在光线下愈发明朗。他用力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努力表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并不是我预想中那种阴郁乖戾的气质。朱佳宇看到我正在观察他，依然用他的大眼睛，委屈巴巴地望着我。走进提讯室，穿过中间那道不锈钢铁门，他还是不断眨巴着眼睛，当他瞄向张涛时，才收敛了表情。
张涛简单介绍了两句，提讯就开始了。果然不出所料，朱佳宇还是辩解自己没有胁迫王梅，“只是给她施加了一点精神压力”。
“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王梅没有待在你制造的阴暗恐怖的密室环境中，不受你的胁迫，她在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会去杀掉韩桐？”张涛问。
朱佳宇愣了几秒，供述称：“她平常和韩桐的关系很好。正常情况下，她确实是不会去杀韩桐的。韩桐只是我的一个道具，我想通过对她的摧残来控制王梅，她的死亡结果确实是我间接造成的。至于原因，是有很多的。我一直活得很痛苦。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只要活到30多岁就够了，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杀人然后自杀的想法。”
“王梅逃走以后，你开车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被他们甩掉，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张涛问。
朱佳宇耸了耸肩，说：“我之前出去买了消毒粉、食用盐和酒精，用来处理韩桐的尸体。王梅逃跑了以后，我知道她一定会报警。既然我想做的事情已经做了，要是能顺利逃跑，也无非是再多杀几个人，最重要的是我跑也跑不掉，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跑。我放弃跟踪以后，就回到别墅去分割尸体，打算把尸块混进沙石里，再沉到河底。这样一来，如果警察就算找到房子，找不到尸体也很难定罪。当时我就是想给警察们出道题，考考他们。”
朱佳宇交代称，他在分尸时，累得停下了很多次，躺在破烂的黑皮沙发上，“我就想，何必让警察那么麻烦，本来也不打算逃了，就放弃了抛尸的想法，没有对尸体继续分解下去。”
张涛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杀掉韩桐？”
“我看她很不顺眼。”朱佳宇说的时候，眼睛飘向别处。
“只因为这个，你就去杀掉她吗？”张涛怒声质问道。
“难道她不该杀吗——”朱佳宇忽然咆哮一声，面容瞬间变得狰狞。我停止敲击键盘，观察着朱佳宇的神情——除了愤怒以外，他的脸上带着强烈的兴奋，那是一种释放恶意的兴奋。假如他在当时作恶时也是这样扭曲病态的表情，必然会给王梅留下严重的阴影。
此时，朱佳宇情绪激动，佩戴手铐的双手猛击着桌面，双腿乱蹬。讯问椅前面的小桌和椅背是锁死的，他的腰腹卡在椅子中间，乱蹦的样子看起来恐怖又滑稽。
我又瞥了一眼张涛，他的思路并没有被朱佳宇带着跑，一直保持缄默，低头喝了一口浓茶，冷冷地观察着铁栏对面的犯人，仿佛在观看表演。
朱佳宇闹不动了，瘫在铁椅子上，消停了几分钟。张涛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问道：“为什么说她该杀？”
朱佳宇沉默不语。
“为什么你说她该杀？”张涛并不急，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遍，“在你眼中，哪些人该杀，哪些人不该杀？”
朱佳宇的身体骤然抖动了一下，望着张涛，欲言又止，嘴巴微微张开，紧接着又闭上了。
张涛没有紧逼，继续说：“我看了王梅的口供，说你穿着韩桐的衣服，脚上还穿着她的高跟鞋，这总可以说吧？”
朱佳宇似乎放松了警惕，说出一句答非所问的话：“因为我是一个阴阳人。”
“讲得具体一点。”张涛提示他。
“我有异装癖，所以穿了韩桐的衣服。其实我并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对还是错。平常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男的，性取向很正常，但其他时候我又喜欢同性。这不是最主要的，我心里还藏着一个暴君，不断地辱骂、折磨自己，说我不该是一个同性恋……”
08
在朱佳宇的描述中，这样的想法是在他大学期间产生的。起初，他拼命地排斥这种念头，生怕发展成现实，要是被父亲发现，“别说是毒打，说不定连命都没了”。
那时正逢考研，他集中注意力放在备考中，念头逐渐被淡化了。“考研的时候，我搬到外面一个人住，平常顶多是偷看一些同性恋的录影带，那段时间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有异装癖。后来我跟王梅谈了恋爱，喜欢同性的念头暂时被压了下来。王梅和我的性格很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父亲这个角色永远是缺席的，我们的感情更像是抱团取暖，或者说是对童年的补偿”。
朱佳宇说，从小到大，父母几乎都对他说过，后悔把他生下来，“你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导致我从小就有一种厌世感，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感觉自己不值得被爱，只能努力装出一副很阳光的样子，因为我只有这样，别人才会跟我在一起，我才不会孤独。我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妈经常在我面前讲他的坏话，说他在外面搞外遇，还说他是一个变态、同性恋，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在一起乱搞，她还对我说，‘你要是个女孩子该多好’。”
“后来有一次，我穿着女生的裙子在我爸面前乱跳，把他逗得很开心，他说我扮得很像。我记得那是他唯一一次夸我。同学们平常很羡慕我，觉得我家里有钱，实际上只有我自己清楚，从小到大，我的内心一直是残缺的，有个伤口早就溃烂了。”
“后来我遇到了王梅，她是我的第二任女友，很温柔，是一个很好的女孩，但我跟她交往的时候，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直到2017年9月的时候，我逛了一个有名的GAY吧，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朱佳宇像是怕被打断似的，用较快的语速一口气说完，随后便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分裂”的生活开始了——每天太阳升起，朱佳宇必须分饰三个“我自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内在雌雄同体的“阴阳人”。这像一个铁三角，似乎唯有如此，他才能在黑暗的内心深处苦撑住某种微妙的平衡。
这让我不禁想起袁立军在电话中说的，朱佳宇比常人对“掌控感”有着更执着的追求——按照袁立军的解释，“掌控感是必要的，它能够稀释生活中一部分的不确定性，可以缓解焦虑。但朱佳宇的内在是分裂的，充满自我冲突，他渴求一种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和感情观，同时又否定甚至鄙弃这种观念。这时他就要随时切换自己扮演的角色。”
这个解释后来也在王梅的反馈中得到印证。王梅回忆说，2017年夏天，朱佳宇突然对她忽冷忽热，她感到心烦，为此总在韩桐面前抱怨。在韩桐的鼓动下，王梅找朱佳宇聊了此事，朱佳宇表达了歉意，说要好好补偿她，当时他的解释是：“最近状态不好，我就想一个人待着，过几天就好了。”
鉴定报告中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点：朱佳宇在别墅中专门做了一个“换衣间”，那是他变换角色的地方。
“早晨六点多，我到‘换衣间’挑一件西装，扮演自己本身的性别和角色，到单位上班，还有跟王梅在一起，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回归正常生活的错觉。回家以后，我就想‘卸妆’，做一个女人，就像母亲在我小时候把我打扮的那样。半夜里我去过一些偏僻的同性恋酒吧，跟其他的同性发生过关系，我偏好那种比较强壮的，感觉就像父亲陪在身边，而我是女儿。童年的我再努力，都得不到父亲的爱，直到现在我也不是一个正常人，是畸形的人。但是，只要我扮成女孩儿，母亲就会喜欢我，不会再责骂自己，父亲也是。”
“我劝过自己，内心是‘阴阳人’也好，或者说双性恋也行，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脑子里有一种恶毒的声音，骂我是一个变态、懦夫，说我对不起王梅，这个声音让我非常困扰。我去医院检查过，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说我这个不是幻听，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后来到了2018年5月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我的性格就彻底变了。”
“讲清楚一点，你遇到了什么事？”
“我过去有一个固定的同性恋人，叫白世泉。我们在2018年4月底分了手，那阵子我的心情很低落，就经常在半夜里后逛那些酒吧，5月16号的半夜，我喝得有点多，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两个男人在穿裤子，他们把我轮奸了。我没脸去报警，想过报复，可后来也没找到那两个人，我也不能对任何人倾诉，就只能拼命压抑着，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错，接下来我的精神就真的出问题了。我怀疑那个姓袁的鉴定员没有相关的资质，因为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有精神病的，他在鉴定结果告知单上却写着‘没有’。”
朱佳宇的叙述很平稳，语速不疾不徐，也没有任何情绪，仿佛在说一件与他自己无关的事情。提讯结束后，朱佳宇低着头，拖着灰铜色的脚镣走回监区，到了电子铁门前，他突然抬起头，冲着管教嬉皮笑脸。管教嫌恶地训斥了一声，用胸卡给他开了门。
光线照在朱佳宇身后，留下的阴影很长。
09
依照程序，王梅需要到检察院做笔录，并做同步录音录像。那天王梅提前了半小时到达检察院，打了我的直线电话。
我赶到检察院大厅，看到王梅茫然地站在中央。她的状态很差，面黄肌瘦，衣服显得宽松。她告诉我，案发后这段时间，辞职在家休养，食欲不振，突然暴瘦下来。
办案区有一间休息室，我把王梅带到那里，让她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刚踏进去，王梅警惕地打量四周，坐下后，她的十指用力交叉，迫不及待地询问：“检察官，你们能不能早点判我死刑？”
我解释说，判刑是法院的职责，检察院是依法审查起诉，并提出量刑建议。你是受胁迫的情况才动手，而且具有自首和坦白情节，这些都成为法院判刑时的考量因素。
王梅愣了一下，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头发：“我活得生不如死。”
事发之后，王梅就在母亲的陪同下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王梅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最典型的症状——那些创伤记忆以闪回的形式，在王梅的脑海中盘旋，“要是能忘掉就好了，结果我越想忘就越忘不掉，我以为那些不断出现的画面，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修复”。
可是这种“自我修复”之于王梅，是不断轮回的恐怖地狱。她开始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症状——害怕看见时钟。尤其是那种秒针在响的钟表，只要一听见类似的声音，她就想起朱佳宇的房间，想起那个血色的48小时。接下来，强迫性的回忆就会持续整个昼夜。
性侵的场景不断闪回，记忆中房间的陈设如此清晰，那张陌生又恐怖的娃娃脸，那个残虐又满含讥讽的眼神，时时刻刻浮现在她的眼前，“连方位也是一样的，永远在我的左上方，当时我躺在床上，他俯视着我”。
每个清晨，在她意识苏醒的那一刻，记忆的水闸便打开了，创伤的画面源源不断地灌进来。最令王梅感到害怕的是面对记忆中的韩桐，当她回忆起韩桐被缠着胶带，向自己求救的眼神，绝望和罪疚便会啃噬灵魂。
为了自我惩罚，王梅不断地诘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长久的自我责难和“记忆反刍”，加重了王梅的抑郁症状，厌世、烦躁、失眠、阅读困难。此前她已经辞职，与母亲蜗居在小屋里，亲戚们目睹王梅从高峰跌到谷底，对她们母女报以嘲讽和白眼。母亲的头发白了，她不忍心让母亲养着自己，却无法振作起来。那些精神类的药品很昂贵，而且收效甚微，她有些茫然无措，为往后的日子发愁。这种焦虑反过来又恶化了病症，形成恶性循环。
“医生说我的社会功能受到损害，很难正常地工作和生活。”王梅说，不知从何时起，她开始害怕出门，以此来避免自己联想起创伤。她偶尔出门看病的时候，“活像一只过街老鼠”。王梅坚信自己有罪。那些迎面而来的灼人目光，无不让她感到沉重的社会压力。她看见路人们在等车时窃窃私语，觉得他们在小声议论自己，好像是在说：“你看，这个女人她是一个杀人犯，竟然杀掉了自己最亲的闺蜜。”
“大概是在9月中的时候，那天深夜，我梦见了小桐。”她梦见韩桐穿着平常的休闲服来到床边，低头注视着王梅，一言不发。王梅像鬼压床那样无法动弹，一开始有些惊恐，但很快又放松下来。即便韩桐做鬼来索命，她也坦然接受。她想跟韩桐说话，却发不出声。韩桐并没有报复她，只是给她盖严了被子，什么也没说，就从窗户那儿消失了。王梅惊坐起来，哭得很伤心，内心积压的情绪得到泄洪，却必须紧捂住脸，不敢哭出声响，不然母亲又要担心了。
王梅想过“一了百了”，却舍不得母亲。父母离异后，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走出抑郁的泥潭，王梅不断地刺激着自己的内心，就像在心灵深处植入电极。她在创伤记忆中品味着那种极端愤恨的情绪，这在最后指向了一个主题——复仇。
“我想过报复。”王梅坦言，“这是另一种一了百了，既然我已经杀过人了，而且是最重要的人，也没有什么不敢做的。老实说，我想过报复朱佳宇的家人，还有以前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此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了一下：王梅在“7.29密室杀人案”中，既是嫌疑人也是受害人。一般而言，从受害人畸变成犯罪人，在犯罪学中被称为“恶逆变”，这是一个犯罪动机形成的过程。所幸王梅说的这些仅停留在想法阶段，之后便自动扼杀了。
王梅还告诉我，这几个月她网购很多心理学书籍，几个书橱已经堆满了，就只能堆在床边，像是在建造堡垒。大部分书没有拆封，但她能“在这种囤积癖中找寻到安全感”。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囤积癖，王梅的生活遇到了转折。
10
那天下午，王梅在家中接到承办民警的电话。对方称：“检察官退回补充侦查了，我们有件事要问你，你认不认识白世泉这个人？”
“我不知道，也不清楚。”王梅反问，“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电话那头愣了半秒，没等对方开口，王梅直截了当地追问：“你能不能送我去死？”
“这是什么话？”民警很无奈，“你在刑拘的时候，就一直说这种话，现在你要配合我们把事实调查清楚，不是闹情绪，用死来威胁。”
“那你们还来折磨我？”王梅按了免提，握着手机怒斥，“如果是你遭遇这些事，难道你不会疯吗？”
民警耐着性子，正准备给她说理，王梅打断了他：“你不要再打电话了。”没几秒，民警又打来了，王梅按了关机键。以前她被要求24小时开机，但她怒火焚身，管不了那么多，“生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
傍晚，那位民警带人敲开了王梅的家门。王梅没好气地暗讽了几句，民警也不生气，向她推心置腹地讲了一番话：“当初我们认为你有杀人嫌疑，跟区检察院报捕了两次，但区院都没有批准，说明案子是存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被害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更明白你恨朱佳宇，也正因为他可恨，所以才不能让他藏着余罪。”
“余罪？”王梅很好奇。
“对，我们怀疑朱佳宇身上还藏着其他案子。”民警跟王梅介绍说，朱佳宇是双性恋，他有一个同性恋人叫白世泉，就在前几天，白世泉的家人来派出所报案，说他们儿子失踪了，找不到人，电话也关机，问了他的朋友也说没印象。
之后，7月27号上午10时，邻市垃圾场发现一段人体尸块，警方接报后赶赴现场，此后又在郊县农田的废井内找到躯干段尸块，由床单包裹。经过多方协查和DNA技术检验，确认死者系白世泉。
“可惜我确实不认识。”王梅失望地摇了摇头，“我很想帮你们，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恨他，但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是双性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密室打扮成女人的样子，你今天一说，我倒有点明白了。”
民警不愿放弃，继续追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被关在密室的前几天，你跟朱佳宇有没有联系过，他在做什么？”
“被关在密室”——王梅听到了这个语词，“整个人像被捅了一刀”，身体抽搐了一下，她双手捂住头，没有说话。
“那这样，你先不要着急去想，但如果想起来什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你的每句话都可能是案子的突破口。”
民警临走前，跟王梅讲了一个他们根据尸检推断的关键日期：2018年7月26号。
过了两天，王梅的药找不到了，她疯狂翻寻着药袋子，母亲赶紧陪她一起找。平常王梅把药放在书桌边上，现在并不好找寻——她在那里囤积了太多东西。
案发前，王梅就有囤积癖，典型症状是不舍得丢东西，“那些东西都是没用的，但我就是舍不得扔，觉得扔了好像会失去什么似的”。王梅回忆说，她的书桌附近总是堆积着杂物，“比方说时尚杂志的过刊、包装盒和药品说明书”，母亲说过她很多次，她并不愿意改。“那时候我们把几个袋子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我就很着急，把那个灰色的像垃圾袋一样的大袋子倒出来，就看到一张长方形的纸条”。
那是一张超市收银条，印的文字已经黯淡，她把纸条放在台灯下细看，上面显示在2018年7月27号早上7：35分，花费6元，购买了一个热狗面包。
这个时间离民警所说的日期，隔了24小时不到，王梅回忆着这个纸条的来源：2018年7月27号那天是工作日，王梅平日上班，习惯提前半小时到单位，然后去食堂吃早餐，韩桐和她在一起，所以这个面包不可能是她们两个买的。
“这个超市的名字也很奇怪，我们单位附近是没有这种超市的。”王梅这样一想，顿时疑窦丛生，既然自己没有在这家超市买过热狗面包，那么这张收银条又从何而来呢？
她像刚睡醒那样，脱离了症状的控制，集中注意力，回忆着7月27号到28号这两天的经历。
“我的记性一直很好，过去经历的画面可以从脑子里构建出来。也是从那天开始，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强迫回忆的症状，那是因为我平常就有回忆往事的习惯。”
王梅想起，7月28号那天，自己也去了朱佳宇的别墅，在等朱佳宇拿果汁的时候，她看到地板上有张收银条，当时她以为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就顺手塞到她的牛仔裤里。但这些都只是她自己的回忆，能不能作为证据，她也不知道。存着一线希望，她还是拨通了民警留的号码。
民警开车去了王梅家，随行的还有刑科所的一名技术员，那名技术员戴着蓝色手套，拿着收银条看了一眼，转头对民警说：“这家超市就在案发地附近。”接着他把那张收银条装进透明的证物袋。
民警听完王梅关于收银条的疑问，回答说：“这个不难，我把收银条交给咱们这位刑科所的兄弟，让他们检验上面的生物痕迹，到时候我们再委托当地警方协查，调取那个时段的超市监控和收银记录，朱佳宇到底有没有去那个地方，就能一目了然。如果真去了，他也抵赖不掉。”
11
很快，刑警队那里传来捷报，经过侦查员的调查取证，掌握了有利的生物性证据。证据收集固定后，刑警们火速赶赴看守所，对朱佳宇做了突审。几个星期后，这桩案子也移送到“重一”，我和张涛再次提审朱佳宇，一桩隐案也随之曝光。
2018年7月26日晚8点，朱佳宇驱车前往白世泉的公寓。他这次见面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这段关系，最近两人经常吵架，让朱佳宇身心俱疲，“依靠变成了累赘”。几周前，他们先后在酒吧和公园见过面，但是两人的相聚，无非是“换个地方吵架”。
在房间里，他们话不投机，火药味越来越浓。白世泉责问他“王梅是谁”，朱佳宇怀疑白世泉偷看过自己的手机，否则对方怎么会知道王梅这个人。
“我当然有自己的方法，你管不着。”白世泉避开锋芒，“你以前发过毒誓，说永远不会背叛，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情人？你在玩弄我吗？”
朱佳宇沉默着，在对方的逼问下，他提了分手。白世泉的反应很激烈，朱佳宇回忆说：“那天他（
白世泉）威胁我，说要把我的秘密全部抖出去，告诉所有人，包括我的朋友，还有王梅。”
“你疯了吗？”朱佳宇吼了一句，右手下意识地插进裤兜，那里放着他平常防身用的折刀。他问白世泉：“你想要多少？”
“什么多少？”白世泉没有听懂。
“你刚才说这些，还不是为了要钱？”
“你以为我什么都跟你一样？”白世泉朝他冷哼了一声，注视着对方，也正是这个眼神，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朱佳宇称自己向来“对别人的眼神很敏感”，白世泉的眼神在他看来，颇具挑衅和羞辱的意味，刺激到了他敏感脆弱的内心。他感到白世泉的声音越来越尖，耳畔嗡嗡作响，整个房间旋转起来，“我一开始只是不想让他这样看着我。他的声音很吵，我想让他闭嘴”。
他推了白世泉的左肩，对方后退了半步 ，主动凑近的一刹那，朱住宇掏出了折刀，尖头向着白世泉的下腹，他用了很大的力气，直捅进去。
白世泉的五官绞成一团，捂着流血的肚子，跪在地上，对朱佳宇说：“你完了，我要报警，警察马上就来抓你。外面监控那么多，你跑不掉的。”
朱佳宇扬手打掉白世泉握着的手机，接着把对方扑倒，反手持刀捅进白世泉的胸、腹以及大腿根部，“我捅的时候很用力，知道他会死掉，但是我怕他真的报警，就想着快点捅死他”。
朱佳宇探了白世泉的鼻息，发现呼吸尚存。于是他的最后一刀，扎在白世泉的颈部动脉，随后用枕头盖住白世泉的脸，白世泉的身躯短暂地抽搐，“过了大概几秒，就不动了”。
朱佳宇握着刀，呆站在原地，“愣了一段时间”。床单、墙壁和地板上全部换了颜色，取而代之的是扎眼的鲜红，腥味弥漫，强烈的感官刺激下，他心中的茫然压过了杀人后的恐惧。从此以后，在他面无表情的陈述中，那个杀人的夜晚是红色的，冷不防地插进记忆里。当他还原作案经过，表情逐渐变得复杂，愤怒、哀伤还有惊恐。
朱佳宇脱掉沾有血污的衣服，换上了白世泉放在衣柜的黄格子衬衫，又拿走了白世泉的手机，如果有人给白世泉发微信，他至少可以先冒充一段时间。
“我原本想把尸体弄碎冲进马桶，但我以前听白世泉讲过，他邻居9点半下班回家，当时已经8点40分了，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在屋子里处理，只能出去抛尸。”朱佳宇找来两个大号行李箱，分尸后用床单和塑料袋包裹，装入箱内，“然后我把所有房间的血迹都清洗了一遍，用拖把拖了两次”。接着他拉着两个行李箱下了楼，把箱子塞进后备箱。
白世泉的公寓在郊区，临近两省交界，朱佳宇开到附近的高速公路，“那时我心里很乱，倒不完全是害怕”，多重情绪在他心里咆哮着，他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好让自己暂时镇定下来。很久以后，朱佳宇坐在讯问室，回忆起当时的抛尸经过，说出了他的选项，这是他在警察那里多次重复过的词汇——兴奋。
当然刺激和兴奋是短暂的，他很快被恐惧吞没了。“那时我觉得很可耻，不是杀人犯罪的那种羞耻心，而是我认为自己不应该感到害怕。我父亲从来都不让我哭，也不允许我害怕，什么情绪在他看来都要压抑着，所有的时候都要表现得像个男人”。
那晚在行车途中，外面暴雨如注，雨刷器在面前挥舞着，他觉得“很麻烦”、“老天都跟自己作对”。他对杀人也毫无悔过之意，认为杀掉白世泉只是在“解决掉一个麻烦”。
40分钟后，朱佳宇到达相邻城市的地界。雨势渐小，朱佳宇四处找寻适宜的抛尸地点。
“我在空旷地停了一会儿，胡乱查了几个郊县，然后按照导航开到那里，看到一个像垃圾场的地方，我就把其中两个包裹扔进去，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开到南边的郊区，在大桥底下抛掉大腿部分，再不停地绕，绕到郊县的农田。我下了车，看到有一口井，就把床单里的尸块放到井里，行李箱也扔了。那天半夜我抛尸的地方差不多有四五个，而且很分散。等我全部处理完，天已经亮了，我准备开车回到住处，结果油表快没油了。”
朱佳宇开到最近的加油站，下车后，他看到车身满是污泥，加油站旁边有一家洗车店，他就把车开到那里。伙计拿着水枪，递给他一张黄色的优惠券，说店里正在做活动。当时朱佳宇没多想，随手把优惠券塞进口袋。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任何东西都喜欢往兜里塞。车清洗完，朱佳宇在便利店买了个面包，照旧把收银条塞进口袋，开车回家。
回到住处，朱佳宇没有下车，他坐在车里，端详着左小臂的伤口。这是白世泉挣扎的时候，在他身上留下的。他抚摸着那道口子，然后用力按压，把创口撑大，痛感更加强烈。“我重复这个动作，差不多持续了五六分钟”。
“为什么这么做？”张涛问。
“这种痛可以让我清醒，还可以得到发泄。”朱佳宇进一步说道，原以为杀掉白世泉之后，恐惧和茫然可以减缓他的愤怒，可是愤怒却在无形中被加强了，他恨“自己当初没有多捅他几刀”，只能亲身感受自己的痛苦，再来体会一遍刚才杀人发泄的快感。
他无意中看向副驾驶座，这里先后坐过两人，一个是白世泉，一个是王梅。他突然看见白世泉正坐在身边，头靠在椅背，神情淡漠。他吓得打了个冷颤，马上从裤兜里掏出折刀，给自己壮胆，眼前的人又不见了。他揉了揉眼睛，再仔细查看，身边没有人，车内寂静无声，连他自己的呼吸都听不见。他怀疑自己聋了，手掌心在耳边拍了几下，听觉却很正常，“可能是自己精神高度紧张，然后产生了幻觉”。他深吸了一口气，重新来感知现实，行为却变得异常。
朱佳宇供述称，那时他出离愤怒，对着副驾驶座，狠捶了十几下。就像报复一般，他确信刚才的幻觉是对自己的嘲弄，是白世泉换了形式来伤害他。白世泉曾是他的依靠和精神寄托，直到后来，无论是出现在回忆还是幻觉中，白世泉的存在都象征着冒犯。
12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张涛问。
“我把车洗了几遍，还是有股味道，就把车停在别墅附近，用以前买的防尘罩盖起来，两天都没有开。王梅问过我，怎么不开车了，我说车子有点问题，到时候托朋友拿去修……”朱佳宇说。
“不要说这些废话。”张涛打断了他，“听清楚问题，你接下来做了什么？”
“我想杀掉韩桐。”朱佳宇的眼神冷冽如刀。
“为了什么原因想杀掉她？跟你捅杀白世泉的事有没有关联？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不要避重就轻，你得说清楚。”张涛说。
我看了朱佳宇背后的电子时钟，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涛并不焦躁，好像下了决心，要把朱佳宇的案子捋得明明白白。
“讲了又怎么样呢？跟你讲了，你也不会理解我。”朱佳宇有些不耐烦，语气很冲，“再说了，我本来就背了韩桐这条人命，杀白世泉的案子也被你们查出来。我现在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我想说就说，不说又能拿我怎么样？”
张涛毫不生气，喝了口浓茶，凝视着朱佳宇：“既然你喜欢绕圈子，那我就先跟你说点别的，就说我自己的心里话吧，你一个29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的，朝女同志身上发泄，把自己的女人也弄疯了。”
朱佳宇很烦躁，打断张涛的话：“你直说吧。”
“看不起你呗。”张涛白了他一眼，进一步解释说，检察院不会对嫌疑人进行套供、诱供，朱佳宇说和不说，这是他的权利，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认定朱佳宇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且他为了掩盖犯罪事实，分尸后远距离多点抛尸，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如果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就赶紧说吧。”张涛叹了口气。
朱佳宇低下了头，若有所思。大约半分钟后，他终于开口了：抛尸后的当晚，他穿着白世泉穿过的黄色格子衬衫，进了“换衣间”，在镜子前晃荡，“脑子里浮现出两个画面，一个是以前和白世泉相处过的回忆，一个是他倒在血泊中的画面”。
再想起自己和白世泉相处的日子，最后他坐在地板上，面对镜子，忍不住痛哭起来。“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这辈子毁了，白世泉他没有说错，警察很快会找到我，抛尸抛得再远，他们也会把我抓住。”朱佳宇说，“既然我已经毁了，那我应该毁掉别人，不能只让我一个人毁灭，这对我不公平。”
这段话令人匪夷所思——有时我们并不能用逻辑去理解犯罪人的恶，因为他们的恶通常都没有逻辑。
在朱佳宇眼中，韩桐平常留着短发，脸部线条硬朗，性格大大咧咧，有一种“中性美”。接触久了，朱佳宇觉得与王梅相比，韩桐才是“理想型”，“王梅只是性格和我比较像，但后来我对韩桐更加感兴趣”。朱佳宇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韩桐可以是完美的“雌雄同体”，将性别中的“阴与阳”结合得恰到好处，而他自己却只能守着这个秘密并以此为耻？除了恋慕之外，他承认对韩桐竟然怀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嫉妒，“为什么我不能像她那样？”
拍完视频的第二天，朱佳宇还是扮着女装，他想展示另一个自己，却受到了韩桐的嘲弄。“也许韩桐只是开玩笑，但是那些话，还有她的眼神，就像在看我的笑话一样，让我很受刺激，我怀疑她早就看穿了我的秘密，用来羞辱我。我不能允许别人戳心里这块伤疤，任何人都不行，所以她要付出代价”。
“那为什么胁迫王梅去杀人？”
朱佳宇的脸越来越阴沉：“这样我不会有太多的罪疚感，何况我跟白世泉吵架的导火索是因为王梅。我想，既然同性的恋人已经被我杀了，现在留着王梅也没什么意思，不如把她跟韩桐一起毁掉。我很了解王梅的致命弱点，比如她害怕密室，我的别墅正好有一间毛坯的地下室。她跟韩桐关系很好，逼她动了手，她肯定会崩溃，跟死人就没什么区别。我在7月27号左右，也就是抛尸的那天中午，找了一名维修工，给地下室和三楼一个房间简单改造了一下，然后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安眠药物是我以前配的，放在她们的饮料里面。”
为了抵抗内心的慌乱和罪恶感，朱佳宇选择了一种病态的“自我欣赏”，他交代说在王梅逃走的那天，他回到另一个暂住地，对镜中的自己说：“我是一名连环杀人犯。”
提讯结束了。朱佳宇在签名按手印的那一刻，眼里闪过泪光，很快被他用手背拭去了，他又换回了那张阴郁的面容。
接着，我们把朱佳宇带回监区门前。照我以往的经验，重刑犯到了监区，不太会回头。可是朱佳宇刚迈进第三监区，便迅速地回望过来，眼神中的情感很复杂。他的目光从我和张涛身上扫过，停留在我们身后的长廊，也许那是他对生的留恋。
“他并不值得同情，到了法庭上肯定还会翻供。这是可以预见的。”张涛转头问我，“你怎么看待朱佳宇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们第一次提审他的时候，他其实在说谎，今天他讲的这些内容，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他以前交代说，跟白世泉在2018年4月分的手，但他们真正分手的时间，是在今年7月，至于他说在4月被人性侵，目前也存疑，不排除杜撰的可能，也许他想把这个事情当作患精神病的刺激条件。另外，朱佳宇说的性别错乱还有异装癖，我个人认为这是他在压力状态下的病态反应。这个嫌疑人非常敏感，警惕性很强，疑心很重，心理免疫力相对较弱，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适应不良’，无法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反复提到的内心的暴君，我个人理解成‘病理性超我’，这让他活在理想和现实夹缝当中，他需要释放能量，却又对此给予道德审视，过得生不如死。虽然这样讲，但不论原生家庭还是个人经历，这些都不能作为他实施犯罪的理由。”我说。
张涛沉吟片刻，说：“我在‘重一’待的时间最长，办过很多像朱佳宇这样的杀人犯。我觉得，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有罪恶感。到了犯人这里，他们在作案前，最想消除的就是这种感受，这样他们才能没有任何负担地作恶，我把它称为嫌疑人的心理建设。我最早办案的时候，幻想过某些犯人良心未泯，存有最后一丝所谓的人性的微光，可即便这种微光出现在犯人心里，他们也会迅速踩灭，防止灼伤自己。不过，话说回来，人总不能永远待在黑暗里，放弃寻找这种光。这也是我一直待在‘重一’的原因。”
尾声
2018年12月底，朱佳宇被法院判处死刑，王梅被免于刑事处罚。朱佳宇不服判决，当庭表示上诉。
四天后，朱佳宇在看守所写了上诉书，认为鉴定机构没有相关资质，申请重新做精神病鉴定。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现有的精神鉴定于法有据，法律手续齐全，程序合法、规范，鉴定报告符合相关规定。上诉人朱佳宇也多次供认其精神状态没有问题，故应当采信该鉴定意见，无重新鉴定之必要”。同时，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朱佳宇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朱佳宇的相关上诉理由，无事实、法律依据不能支持，建议二审合议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裁定与检察院意见相一致：朱佳宇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梅被定罪免刑。
次日清晨，张涛收到了一面锦旗，是由王梅的家属亲自送到检察院的。他收到后，一度想将锦旗退回，“我自己只是依法办案，锦旗受之有愧。这个案子太过沉重，几个家庭就这样毁了”。
同时，张涛协助受理了韩桐母亲的诉请，由于女儿被害，丈夫也已病逝，生活困窘，于是检察院的控申部门为韩桐母亲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金。市检察院为王梅委派了心理咨询师。王梅坦言，接受心理咨询的同时，她定期去市精神卫生中心复查，每日按时服药，“目前只能与症状共存”。
今年的“检察开放日”，王梅专程找到我，讲述了自己这几年的近况：她攒钱开了家花店，每晚她给自己和逝去的韩桐写信，之后改为写日记，如今她已经写了三大本。她不确定病情是否好转，“至少我对症状不那么敏感了，有时还会梦见小桐，醒来哭了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我对她说，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将犯人绳之以法之后，被害人该如何面对创伤后的生活？对被害人而言，比案件更惊心动魄的，是生活本身。因为生活是“平静下的风暴”，将会给她们带来更多的麻木和绝望。
“这个案子给我的感触很深，我很想把它写下来，不知道你是否愿意？隐私方面会做保护处理，但我最担心的是可能会对你造成二次伤害。”
“不，我反而希望你能把这个案子写下来，这些记忆困扰了我几年，直到现在我才有了面对它的勇气。”此刻王梅的目光变得坚定，“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一个群体，在案件留下的创伤中痛苦地挣扎着。”王梅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她们”：也许走出阴影很难，但即便这个世界并不温柔，前路再黑暗，也不要牺牲内心的善意。
王梅凝望着手中的折叠伞，对我说，这几年的清明，她总会乘坐客运大巴前往墓园，由于祭扫高峰，路途拥堵，光是车程就要耗费半天的时间。她总是撑着黑色的伞，默默地躲在墓地附近，等到韩桐的家人离开，才伫立在碑前，凝视着韩桐的照片。
那张是王梅给她拍的，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中韩桐笑得很甜，正如她以前陪伴王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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