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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百年：党史上最神秘的政治事件带来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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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百年庆典之际，官方的造势宣传可称极致，然而官方不再提起五十年前一个党内最为神秘的政治事件。最近，一本新书将其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仍然能为今天解读中共政权带来启示。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副主席林彪，携妻儿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当时的敌对国家苏联，却在匆忙出逃途中，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此事件发生在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这位曾为中共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事将领，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的副统帅，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了“叛国贼”。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以叛逃和死亡收场， “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也彻底击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
“九一三事件”的戏剧性激发了人们恒久不断的兴趣与好奇，围绕林彪为何出逃、出逃是否是他个人的意愿、他的同僚是否知道出逃计划、坠机如何发生等等在学术界和民间引发多年讨论。最近，在香港出版的《风暴历程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中，历史学者余汝信基于新的资料和梳理比证，几乎还原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全貌，提出新结论。
余汝信认为，林彪外逃主要是因为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已经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其子林立果暗杀毛的计划失败加速了林彪等人外逃；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林彪出走时精神状态清醒等等。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余汝信对“九一三事件”的真实过程做出了“迄今为止笔者认为最可靠的考证”。经过余汝信和其他学者的持续考证，“这场石破天惊的文革时期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已经基本大白。”
余汝信对BBC中文确认，他依据的历史材料是“九一三事件”当事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的要求下，写于1971年9至10月期间的亲笔材料《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此书出版人、新世纪出版社的鲍朴对BBC中文说，不怀疑材料的真实性。
图像来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余汝信说，《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是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完成的，当事人还没来得及从一个巨大灾难中反应过来去编造虚假情节，是最接近事实的叙述。
他将这份材料与林彪之子、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同僚，撰写的推翻毛的计划《“571工程”纪要》作对比，之后发现 “与其中反映出的林立果的思想完全吻合，因此最能反映实际情况。”
在此之前，许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民间著作所依据的是，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在1980年3月共同写给中纪委的一份关于事件过程的材料。余汝信认为，这份材料对事实过程的描述不可与《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同日而语。根据他的对比，林立衡在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公开的立场发生变化，有意掩饰林彪外逃的主动性，而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林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
图像来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过去数十年，外界认为这一叙述疑点重重。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林彪到底出于何种考虑，在党章已经明确其接班人地位的情况下，试图谋害毛？如果真有所企图，作为国防部部长的林彪为何不选择利用其军中大权发动政变，而是派血气方刚的儿子行使极端行为？
余汝信在新书中称，林彪外逃主要是因为，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已经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他还认为，林立果暗杀毛的计划失败加速了林彪等人外逃，且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
蒙古坠机的真相
这份《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由蒙古官方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目前其复印件保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
蒙古将其与苏联的关系，仅定位为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蒙古方面的调查报告承认，“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委员会部分成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但有传闻称，苏联在中国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派人检查了现场，并拆走机尾主发动机的传闻 这无法在调查报告中得到印证。
另外还有《质疑林彪“9.13”事件》的作者陈晓宁等人称，林彪乘坐的飞机是被苏联导弹击落的，在空中起火后迫降。余汝信认为这些传闻均不正确。书中引述蒙方报告称，“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以及中国官方报告称飞机“迫降失败”。但因该报告没有提及飞机的黑匣子，无法对飞机如何坠落下进一步结论。
毛泽东与林彪的真正分歧
书中认为，“九一三”事件“实际上是毛泽东、林彪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九大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九大一年多后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使毛、林之间的裂痕加深，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图像来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60年代中期，中共党内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不同意见，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曾与毛泽东一起革命并夺取政权的中共“元老”的想法似乎也与毛渐行渐远。 毛始终希望通过不断斗争来激发群众革命潜能 。但唯有林彪还在颂扬毛的威望。
林彪开始在解放军中建立毛的伟大领导人地位。他主持编纂《毛泽东语录》，督促军人学习，并在军中发起群众运动，强调为党牺牲服务的基本价值。林彪还通过与安全机关和文化官僚体制的联系，向军队系统以外的组织部门扩展其权利基础。不久，解放军的势力渗透到各级政府结构中。
1967年，中共中央军委要求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和军训五项任务，即“三支两军”，成为军队在文革中的基本任务。随后，军队通过“三支两军”修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利架构。加之1969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形势，国家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
在1966年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三年后，在中共九大上，党章确定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但毛泽东并没有给予他实际权力。1970年，毛泽东提议从宪法中废除自刘少奇之后一直悬空的国家主席职位，这意味着林彪不仅无法继任国家主席，而且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也比他的实际职权大。
图像来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军队在文革中通过‘三支两军’掌握了很大权力。这意味着军人集团代替了刘少奇领导的整个文官官僚系统的作用，掌握了中国主要权力。毛对军队有疑惑，觉得林的权力太高，对他有威胁。”余汝信说。
毛和林的裂痕在中共九大后扩大，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有同是党内二把手刘少奇惨死的先例，林只能选择逃离。这个看起来并不激烈的“反抗”，便是在两年后发生的“九一三事件”。 按照官方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的叙述，该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回顾毛时代选择接班人的方式，余汝信说，“这是一种主观性甚强、非制度性的、落后的，故而是失败居多的权利传承更替方式。‘九一三事件’中接班人仓皇外逃，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失败的例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对BBC中文说，“九一三”事件对今天带来的教训是，“接班人的位置有危险，因为当权者会将指定的接班人视作威胁 即便这是自己的选择。如果习近平也指定接班人，这种动态同样会出现，造成不稳定。’”
“‘九一三事件’揭示了中国的权力如何集中在帝王的手中。”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对BBC中文说，“一党专制体制的运作非常不透明，不会真正遵循任何外界和党外人士可以验证的程序，因此不可能将权力转移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