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间里，巨大的流水线机器，利用人工和智能设备相结合的方式，把纸箱、塑料瓶等废品，全部变成了代加工的原料。“纸箱，就是我们行业里说的黄板纸，送到纸厂后，会制桨重新做成纸产品。”
黄板纸市场缺口大，与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相关。原先，中国的废纸原材料，三分之一来自海外。2017年开始，我国加强了对“洋垃圾”的管理。2020年1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共同发布了《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并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进口废纸退出历史舞台，让2020年我国废纸缺口达到450万吨，预计今年缺口也会达到400万吨以上。市场前景广阔，但从业者却以“游击队”为主体。
现有的游击链条，由拾荒者、三轮车、废品站、集散市场等组成，大约四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吃一口”利润，造成链条长、效率低。
而正规链条，由居民利用手机APP下单，专职回收员上门，再到分类工厂车间，链条短、效率高。
但即便这样，在成本上游击队还是比正规军有优势。徐源鸿粗略估算，北京提供上门回收废品服务的正规专职人员，只占所有废品回收从业者的1%不到。
再利用▶▶▶
纸箱回收战只是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中一个缩影。在这个战场，游击队采用夫妻店的模式，在露天场所，以最低的成本，换来了绝对优势的市场占有率。
“现实就是，游击队成本越低，收入越高，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废品站，就是脏乱差的露天市场。”徐源鸿说，“爱分类”的运营成本中，六七成是人力成本。公司管理团队需要高水准人才。而在一线，上门收废品的工作，也需要开出与快递员、外卖员不相上下的工资。“北京上门服务的市场价是多少，我们就得开多少，不然招不到人。”
正规军的优势在于专业。对居民，上门服务、足斤足两。“爱分类”的奖励金是每公斤0.8元。看起来比废品站收纸箱便宜，但他们是所有可回收物的打包价，一些废品站不要的玻璃瓶、光盘、纺织品，他们也一样要。
“我们以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为主，而不是纯市场行为，还承担着一些兜底责任。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只要掌握了技术，再达到一定的量，垃圾就成了资源。”徐源鸿说，一个、两个玻璃瓶没人收，但是一吨玻璃瓶就是资源。泡沫、纺织品等，同理。
在“爱分类”覆盖的小区，居民的分类习惯越来越好，随之产生的影响，这些小区的废品站也几乎绝迹了。
“现在，北京市民普遍会把纸箱、塑料瓶这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分类出来。更细致的分类习惯，可能需要一代人慢慢培养，但目前看，前景还是光明的。”徐源鸿一直以来的观点——垃圾分类的源头在家庭。居民在家里分类得越清楚，被回收利用的垃圾就越多，被当成废物烧掉的垃圾就越少。进一步，在小区里翻垃圾箱的人，越来越少，小区周边的回收游击队，也越来越少。
未来，徐源鸿设想中，“爱分类”这样的正规回收企业，可以覆盖整个垃圾回收链条。从上门回收，到精细分拣，再到再生产品的循环利用，整个流程更加顺滑、高效，城市环境更加洁净、美好。“垃圾分类是垃圾的革命，是未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环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原标题：纸箱回收打响垃圾分类第一枪 暗战：正规军vs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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