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审中，国都证券提交证据，称在常喆主持下，公司于2015年、2016年以自有资金设立的7只资管产品截至2021年3月31日给公司造成损失约3.44亿元。
此外，国都证券还表示，公司2018年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除市场因素外，另一主要原因是历史风险爆发。公司几年前以自有资金作为次级份额参与的资管产品，受所投资企业信用债券违约及流动性丧失的影响，产品净值出现大幅下跌。2019年年报也显示，公司2017年10月投资的资管产品净值大跌。
国都证券表示，上述出现风险的项目均为常喆担任总经理和分管期间成立的，因此决定不支付常喆的递延奖金未支付部分及2017年绩效奖金。
此外，在2017年底前他任总经理期间，是按两个决策委员会章程和制度及投资流程来进行投资决策的，按议事规则集体决策，并不是由一个人决策。2018年公司结构不完善，被证券监管部门扣分和处罚。公司出现经营不善，是导致2018年公司亏损的根本原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两点：一是常喆是否应领取2015年、2016年的递延未支付部分奖金及2017年的绩效奖金。二是常喆2017年应领取绩效奖金的数额。
法院认为，国都证券未提供常喆在履职期间存在未能勤勉尽责，致使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的情形。相反，在2017年的报告中及董事会的决议中，均作出了常喆在履职期间认真负责、忠于职守，为公司经营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评价。公司将2018年、2019年存在的亏损责任全部由常喆一人承担，缺乏事实及依据。
最终，一审法院决定，国都证券应支付常喆2015年度高管奖金2019年递延未支付部分72万元；支付常喆2016年度高管奖金2018年、2019年及2020年递延未支付部分160万元；支付常喆2017年度高管奖金407万元。
对于一审判决，国都证券提出上诉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7项证据，其中包括关于自有资金参与的集合资产管理产品损失情况核实报告等。二审法院表示，国都证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维持一审判决。
国都证券涉及的劳动纠纷还不止这一桩。
具体来看，2013年国都证券实施《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在领取标准上，董事长、总经理级月领取2.5万元；副总经理级月领取1.7万元，但国都证券宣布2018年1月1日起这项福利暂停执行。对此，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具有自主经营管理权，驳回了常喆等人的诉讼请求。
此外，4月5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布的一则裁判文书显示，国都证券金融市场部副经理周某曲因泄漏上司工资，被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辞退。周某曲认为该辞退行为缺乏合法性，要求国都证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最终法院支持其获赔15.89万元。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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