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企&#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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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初发生的滴滴网络安全审查事件一定程度表明，中国民企境外上市的道路未来会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在很多拟选择境外上市的企业开始重新评估监管环境变化为境外上市之路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同时，为数不少的不明所以的读者甚至为很多中企境外上市受阻莫名其妙地叫好，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呢？
第一，上市只是一种企业融资实现方式，更宏观抽象地说，是中国引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资的主动实现方式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各地方各部门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关举措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习惯于“筑巢引凤”，习惯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目的不正是吸引外商投资吗？而每年在各地人代会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入多少多少外资不也正是各地政府争相炫耀的靓丽政绩吗？而中国企业境外上市，从本质上而言，正是这样一种引进外资的特殊实现方式。
如果说境外上市主动出击式的引进外资与当地政府筑巢引凤式的引进外资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们不仅引进了外资，而且在外资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保持了更大的主动权。我们以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阿里为例。阿里的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持股31%的软银和持股15%的雅虎，但持股仅为13%的阿里合伙人通过股权协议和推出合伙人制度，有权任命阿里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集体成为阿里的实际控制人，实现了所谓“中国的劳动”雇佣“外国的资本”。事实上，我国现在很多优秀电商在发展早期急需资金支持的时候，正是由于获得外国资本的支持，才渡过难关，成为今天享誉一时的头部企业，阿里如此（日本的软银和美国的雅虎），腾讯亦如此（南非的Naspers）。
中国近年来成为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所谓独角兽指的是在短期内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新经济企业。独角兽企业成为新经济的引擎，将为一国和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中国很多独角兽的诞生则离不开逐利动机下的外国资本以风投等方式实现的资本支持。
第二，像所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众公司一样，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并不以会向境外股东和监管当局披露涉及具体业务，甚至商业机密的用户个人数据和相关客户信息为前提。在滴滴受到国家网信办信息安全审查后，有关滴滴可能把影响国家安全的道路数据“打包交给美国”的谣言四起。这显然是一些无知者的错误解读和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故意误导。
我们做出这样判断基于以下理由。其一，对于一家企业而言，用户个人信息和相关客户信息往往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商业机密之一，事关企业未来业务经营的成败。对于一些企业，在存在商业机密外泄风险，还是公开发行上市之间，它宁愿选择不上市；其二，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之所以要求公众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是为了获得必要的财务知情权，以确保自己投资回报安全，而对于事涉商业机密的客户乃至道路信息他们不仅毫无兴趣，甚至会出面反对企业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原因是这样做与把类似的商业机密透漏给竞争对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与企业在保守商业机密问题上利益高度一致的股东们心里很清楚，泄露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将导致其所投资企业由于竞争加剧而业务下滑和利润下降，企业的股价会下跌，相应的分红会减少，最终受到损害的是股东自身的利益。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即使是在安然会计丑闻后美国出台旨在加强信息披露的萨班斯法案，但围绕该法案加强信息披露是否过度一直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大量争议；其三，对于监管当局而言，在相关保护投资者获得必要财务知情权的信息披露监管中始终保守的底线与边界是对于这些涉及商业机密的用户个人数据和相关客户信息“主动避嫌”，以免未来相关商业机密外泄后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四，对于交易所而言，从追求自身赢利的动机出发，它并不会提出这些事涉商业机密的客户和道路信息的披露要求，硬生生把一家在它这儿上市、为它带来盈利的企业推到它的竞争者其他资本市场的怀抱。我们知道，股票交易所本身就是追求赢利的企业，而且在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