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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股市波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近A股和港股的大幅调整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原因,比如半年报陆续披露后市场对消费股价值的重估,一些热门个股重要股东的减持,与新能源相关的个股在大涨之后本就有浮盈兑现的压力等。但在诸多影响因素当中,有一个传导链条十分重要,即对校外培训市场的整顿,导致美股中概教育股的大幅下跌,市场情绪推动其他中概股也跟随调整,最后外围市场的调整压力传导至A股和港股。由于港股对于外资流动更为敏感,所以港股调整也大于A股。
无论是校外培训的整顿,还是“外卖新规”对于外卖平台为骑手购买社保等新要求,强监管只是针对特定的行业和企业,整个市场跟随下跌并不理性,而这种非理性的状态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其带来的调整更可能是“阵痛”而非“长痛”,市场整体的运行逻辑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改变。非理性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上涨时的狂热和亢奋,下跌时的消沉和悲观,这些情绪的起伏作用于市场就表现为股价大起大落,并不鲜见。但是,波动过大终归是对市场有效性的损伤,更稳健、更理性的市场显然是符合各个市场主体的更优状态。
回到非理性产生的源头,当市场下跌时,对于未知因素的恐惧是驱动投资者跟随抛售的情绪驱动力量,让未知因素尽量变得可知,便有助于减少市场波动。A股和港股最近两日的调整,部分原因即来自对产业政策强监管的预期不明,尤其是不清楚下一个监管措施会落在那个行业,避险情绪驱动资金落袋为安。而传统产业政策(包括监管政策)的制定,往往取决于其主管部门,即便是多个管理部门联合下发的产业政策,也通常只考虑产业政策本身,并不会考虑到资本市场层面。
笔者认为,产业政策的调整,尤其是牵涉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样重要的命题,需要制定者们更为紧密的政策协调,也更需要加强与产业界、与资本市场的沟通,尤其需要明确政策的节奏、力度、目标和范围。
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体量在快速增长,中国的资本证券化率逐渐提高,外资(A股就有3万亿元规模)也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如果将整个经济视为一个生态,产业政策作为其中的一个“生态链”,它的变化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可能继续放大。产业政策的调整,应越来越多地考虑其可能对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在协调、沟通中与市场主体逐步消弭信息鸿沟并达成共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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