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傳】慎&#x5

重人命 推慎刑政策
1271年，忽必烈在將國號「大蒙古國」改為「大元」的同一天下詔，禁行金朝《泰和律》，但元朝彼時還沒有自己的律法。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令中書參知政事何榮祖根據元朝政府之前頒布的所有法律條文，選擇符合天下統一後國家的實際情況的一部分法律條文，「以公規、治民、御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編成《至元新格》，頒行天下，用於決斷訴訟。
這是元朝最早實施的一部法典。《元史‧刑法志》說它「大致取一時所行事例，編為條格而已，不比附舊律也」。在其使用32年後，才被《大元通制》取代。
而在這部新的律書成書前，忽必烈在刑罰上沿用了中原王朝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但同時又對笞、杖二刑作了修訂，即「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只杖一百七」。也就是說，從笞刑十下到杖刑一百一十下，均被減少了三下。
對於死刑，忽必烈非常慎重。他告訴史天澤等大臣：「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他還對降元南人將領管如德說：「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在解決涉及中高級官員的訴訟時，忽必烈多次運用「廷對」、「廷辯」方式，即多次召集大臣與涉案官員辯論，待諸事弄清楚後，才處置他們。如鎮南帥唐兀台誣告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忱案、王文統與李璮謀反案、伯顏被誣私藏南宋玉桃盞案以及阿合馬、桑哥貪腐案等，都是如此。
在確定罪責施加處罰時，忽必烈也儘量縮小範圍。如阿里不哥歸降後，其一千多擁護者也被抓捕，忽必烈最終也只處死了為首的10人。還有李璮叛亂被平息後，忽必烈只殺了李璮的幕僚王文統，而沒有處理一些私下與他們有聯繫的漢人，沒有將事態擴大。此外，在南台御史上書請求他禪位給太子真金之事上，忽必烈也未深究。
元世祖忽必烈像。（公有領域）
這一年春，忽必烈得知監獄中關押的囚犯越來越多，就詔令各地將死刑犯以外的犯人都暫時放回家中，等到秋天再收監。秋天所有被放回家的犯人都如期歸來，忽必烈心生憐憫，大赦天下。
1274年，全國上奏朝廷擬處死的死囚50人，忽必烈讓中書省從中挑出因鬥毆殺人的13例，改為免死從軍。
史載，忽必烈在位期間，有四個年份沒有死刑記錄。死刑人數最高的年份是1283年，共278人被處死，最低的是1263年，僅有7人，三十幾年間只有不到2500名罪犯被處死，遠遠低於現代許多國家。這足見忽必烈在人命問題上是何等謹慎。
此外，在元軍進攻南宋時，大臣姚樞上奏說南宋盛行「鞭背文面」，忽必烈遂下令「鞭背鯨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後來又將禁止鞭背、禁止跪甕芒碎瓦等法外酷刑列入了元朝的刑律。較之南宋刑罰，元朝趨於減輕。1291年，《至元新格》中特別強調，官員必須「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斷案情，而不應該濫施酷刑」。上述禁令無不體現了忽必烈的寬仁之心。
南宋滅亡後，江南一些道觀還藏有宋朝皇帝的畫像，忽必烈聽說後最初以為江南百姓還有造反之心，便就此詢問身邊的大臣石天麟。石天麟說：「遼國滅亡後，遼國皇帝皇后的銅像，至今還在西京保存，從未聽說過有什麼禁令。」忽必烈一點即通，從此不再過問此事。
還有一次，有個牧人盜割駝峰，忽必烈下令將其處死。鐵哥進言道：「生割駝峰，實為殘忍，但因此處死牧人，恐怕傷了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接受了鐵哥的進言，用相對比較輕的刑罰處置了牧人。
那麼，如果下屬執法如山，與忽必烈輕刑慎刑想法有出入時怎麼辦？一次，刑部侍郎趙炳處理一樁官員攜妓登龍舟的案件，趙炳依法懲處了官員，但不久該人死亡，其子到忽必烈駕前告御狀。忽必烈於是降旨責備趙炳，趙炳卻認為自己沒有做錯，說「臣執法尊君，職當為也」。忽必烈當時很生氣，就將他趕出了皇宮，但事後並沒有處置他，而是對身邊的侍臣說：「炳用法太峻，然非循情者。」這說明忽必烈對於臣下的秉公執法還是十分認同的。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應該說，忽必烈慎用刑罰，除了深受儒家寬仁思想影響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他所皈依的藏傳佛教的影響。他曾說：「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寬之，無往不可。」而對忽必烈影響很大的國師八思巴等喇嘛也曾勸他「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
秋天所有被放回家的犯人都如期歸來，忽必烈心生憐憫，大赦天下。(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