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黄永年

原标题：史念海、黄永年二先生与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创办
1981年5月30日，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正式开启这一教育部批准的当时全国范围内唐史研究领域第一个学术机构。对于唐史研究所的创办而言，有两位先生的功劳不可磨灭，即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史念海（1912-2001）先生和唐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人员黄永年（1925-2007）先生。虽然史先生主要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先生主要以古籍整理知名，但他们的研究领域与唐史都有密切关系。关于唐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拜根兴先生已有四十年回顾的大作在前，本文即就拜文未能详述的唐史研究所创办情况略述一二，用以致敬前辈筚路蓝缕之功。
一 、史念海先生与唐史研究所的成立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与谭其骧（1911-1992）、侯仁之（1911-2013）共同继承了顾颉刚（1893-1980）先生的禹贡之学，并在陕西师范大学开创了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一片天地。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分设的唐史研究所（1981年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成立）和历史地理研究所（1987年成立）这三家单位，历史地理研究所是最后独立的一家。事实上，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早期，史先生更多考虑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唐史学科的发展。
史念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一书中，笔者也曾就史先生对藩镇时代研究的贡献略作梳理；第二，首倡重建中国唐史学会，史先生的这一贡献，武汉大学朱雷先生已有专文《首倡重建唐史学会的史念海先生》予以阐扬，此不赘述；第三，就是创办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并创刊《唐史论丛》。
《唐史论丛》的创刊，依托于唐史研究所。而唐史研究所的创办，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学术研究活动的逐步恢复之潮；另一方面，更来自于时任副校长的史念海先生的积极促成。正如唐史研究所第二任副主任马驰（1941-2019）先生所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繁荣唐史研究，他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全国第一个唐史研究所，由他申报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大陆首批民间学术团体之一的中国唐史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首先由史先生倡议兼筹建。成立大会和首届年会就在史先生任副校长的陕西师大召开。学会的常设机构秘书处就挂靠在史先生任所长的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
史先生对于在陕西师范大学设立唐史研究所的想法早已有之，根据一份1980年代初史先生写的《筱苏自述》：
根据史念海先生1998年对此自述的追忆，可知此自述在1980年代初写就后未曾发表，至1990年代末，方才整理之后，供稿《世纪学人自述》公布。
从这篇自述中可以看到，史先生对于自己供职的陕西师范大学，生活的西安，有很强的责任感。在写这篇自述时，史先生不仅担任历史系主任，更是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所以才有“我作为这个学校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一语。但自述中并未提及唐史研究所，可见当时应该还没有成立，即这篇自述很可能写于1981年5月之前。但正是在这篇自述中，史先生已经有了想要重视唐史研究的想法，以及对唐代地理研究的展望。
此外，根据史念海先生的大女儿史先义女士的回忆，史先生对唐史研究的重视还与日本学者对唐史的研究有关：
父亲培养的学生有日本人，也被请去日本大学讲过学，在和日本人交往中，父亲发现日本学者对中国唐史的研究非常重视，他马上有了紧迫感。父亲曾经对我说：如果日本学者对我们的历史研究超过我们，那将是我们的耻辱。怎样加强唐史研究，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成立中国唐史学会（当时叫唐史研究会），并请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做会长。听了父亲的想法，我感到父亲的责任心太强了。其实，在“文革”前，父亲还不是中国史学会的会员，他认为做研究写文章是最重要的。由于日本学者的触动，他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决心效仿顾颉刚先生，积极创造学术研究的团体平台，联合各方的力量，促进中国唐史研究的新突破。他不但申请召开唐史学术会议，还把学会的秘书处挂靠在陕西师大，并亲自主编不定期的《唐史论丛》。甚至利用当副校长的影响，把唐史研究专家黄永年、周景濂、马驰等先生调进学校，成立唐史研究所。
可见，史先生对中国唐史学会的创建和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成立，部分出于面对日本学者所产生的紧迫感。当然，史先生是1993年才第一次到访日本，故史先义女士的意思大概是史先生在1980年代以前跟来华访问的日本人交往中已有此紧迫感，并在之后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赴日访问的时候，加深了这种紧迫感促成的责任感。
虽然就中国唐史学会的成立而言，不仅是史先生有此想法，即唐长孺（1911-1994）等先生与史先生是不谋而合。但唐史研究所的成立，可以说确实是史先生个人之力所促成的。正如史先义所说，史念海先生是“利用当副校长的影响”，成立了唐史研究所。一个映证是，根据笔者在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进行的调查，1981年4月，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1913-1988）正在陕西师范大学调研，史先生作为副校长，与当时的校长李绵（1912-2007）一起接待，留下了一些合影。大约就是这一时间之前，史先生得到教育部的首肯，建立了唐史研究所。在1981年5月30日的成立大会上，不仅由李绵校长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批准成立唐史研究所的覆文，还有当时陕西省副省长谈维煦（1911-1992）等省领导出席并讲话。不过目前未能找到教育部的批文，故而无法获知具体时间。但根据下文所要引用的黄永年先生与相关师友的信件往复，大约在1981年3月，即已有教育部批文成立唐史研究所，只是成立大会放在了5月30日。
唐史研究所的成立，不仅开创了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新阶段，更为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相继成立提供了借鉴。在唐史研究所的基础上，陕西师范大学的唐史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的业务展开，也陆续走上了正轨。根据成立时的报道，唐史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有六项内容：
1.搜集考释唐墓志，每年拟出刊《唐志考释》两辑，每辑约二十五万字；
2.做好资料整理工作，为注释《旧唐书》打好基础，先整理现有唐代史籍。目前先着手《安禄山史迹》、《高力士外传》等书的注释；
3.继续作好培养研究生工作，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报道
唐史研究所成员除了专注自己的科研之外，还积极与国内外同仁交流。1981年11月11-17日，唐史研究所所长史念海先生、研究人员黄永年、牛致功先生，一起参加了在扬州举行的中国唐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是为唐史研究所成员的第一次集体亮相。1983年，史念海先生再次带领唐史研究所黄永年、牛致功，以及兼职研究人员曹尔琴赴成都四川大学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并与日本学者座谈。
在科研方面，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之前，撰写了多篇以唐史研究所为署名单位的唐代历史地理论文。根据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索，就有《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1984年）、《我国古代都城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1985年）两篇史先生以唐史研究所为署名单位的论文油印本。更详细的目录，可以参考陕西师范大学科研处在1984年编的《陕西师范大学科学研究成果选编（1952-1983）》，其中单列了唐史研究所成员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周景濂（1925-2012）从1965年到1983年公开发表的文章目录，共计68篇。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资料阅览组的同仁编就了一部《四种唐代地理书地名综合索引》，请史念海先生作了序，也正好契合了史先生欲研究唐代历史地理的想法。可惜这部索引只有油印本，没有正式出版。此外，史先生还指导研究生，其中1984年毕业了辛德勇、郭声波、费省等三人，即史先生以唐史研究所为单位所指导的唯一一届研究生。
史念海以唐史研究所谓署名单位的油印本
《唐史论丛》现在出版问世，这是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内工作人员及所联系的同志研究成果的汇集。当前从事唐史研究的同志相当众多，集体的研究成果以唐史命名结集出版的尚不多见。除过中国唐史学会年度论文集外，这个《唐史论丛》大概可以说还是第一次。……
陕西师范大学校址就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下。既然位于唐京旧地，近水楼台，应该重视唐史的研究，因之就创设唐史研究所。唐史研究所的创立，不仅促进所内及其所联系的同志对于唐代史事的研究，而且还要多方收藏有关唐史的资料，为国内外学人提供研究唐史的条件。由于是新近才创设的，机构还不很健全，人员也显得较少。好在以此为中心，联系各方有关的同志，共同致力，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就。这个《唐史论丛》就是以唐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其所联系的同志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结集的。研究成果不断取得，这个《唐史论丛》也将陆续发刊。各方同志如乐于协力赞助，更所欢迎。
这篇《前言》的具体撰写时间未知，但从《唐史论丛》在唐史研究所创办之初即有计划，以及《前言》行文中“新近才创设的”等语句来看，应该是在唐史研究所最初几年间所撰，只是由于出版因素稍有拖延。更重要的是，史先生在《前言》中一以贯之地强调了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区位优势对于唐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及《唐史论丛》的创刊在国内唐史学界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唐史研究所的创办，还深刻影响了当时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方向选择。根据当时历史系1980级本科生，现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薛平拴先生的回忆：
可见，正是在史先生和诸位先生的感召下，当时的本科生薛平拴先生最终走上了隋唐史研究的道路。当薛先生本科毕业后，即留在唐史研究所做行政工作，日后进一步读研、读博，从而在隋唐史领域颇有成就。
二 、黄永年先生与唐史研究所的草创
唐史研究所成立之后，史念海先生以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的身份兼任所长，具体事务由副所长上官鸿南、秘书周景濂负责。上官先生和周先生虽然也做一些唐史研究，但并不专职从事研究工作。
（根据笔者与拜根兴先生2021年5月11日赴上官鸿南先生府上进行的访谈，上官先生表示，他当时主要协助研究所行政事务，后又兼任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教学方面则给研究生开过一门逻辑学的课程。周景濂先生主要协助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史地考察，自身的兴趣在于唐陵石刻研究，拍摄了近4000幅照片，撰写有《唐陵石刻研究》一文。该文在孔夫子旧书网有1985年的油印本，田有前已予以整理，刊于《西部考古》，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9-156页）
真正的研究人员只有黄永年先生、牛致功先生等。根据1985年6月访问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先生的记录：
唐史研究所是为了形成一个中国唐史研究的核心机构，而于1979年先成立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史研究室，而后于1981年升为专门性研究所的。在史念海所长的带领下，由唐代政治研究室（主任为黄永年教授，黄教授同时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室（主任为史念海教授）、地理研究室（主任为史念海教授）、文化研究室（主任为牛致功教授，牛教授同时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四个部门构成。除上述教授外，还有3名专职研究员，中国其他大学的许多唐史专家也在此兼任研究员。
可以看到，即使到了1985年，虽然分设四个研究室，唐史研究所的规模依然很小，史先生甚至兼任经济研究室和地理研究室的主任，可见所谓研究室之简陋。
事实上，就研究所的草创阶段而言，由于牛致功先生当时主要精力在历史系那边，并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故而史先生更倚重正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整理馆藏古籍，又有世交的黄永年先生。黄先生也不负众望，为唐史研究所的草创出力甚多。大体上，黄先生的功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黄先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在唐史研究所培养了许多研究生，并撰写了日后《唐史史料学》的雏形《唐代目录学》，以及其他一些唐史论文。正如黄先生在《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一文中所说：“一九七八年九月，我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在图书馆编撰了一本馆藏善本书目，接着前辈史筱苏（念海）教授邀我协助他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一九七九年元月，右派问题正式改正，恢复了讲师职称，一九八一年升副教授，一九八二年升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一九八三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九八七年任所长。”关于具体的讲课情况，黄先生曾在《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中回忆：
就在我到图书馆后不久，陕西师大德高望重的史念海先生对我说：“我们一起来招唐史研究生吧！”这当然使我再一次喜出望外。……可能他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或其他途径知道我对唐代文史下过功夫，从而作出了一起招收唐史研究生的打算。要知道，彼时我还是个所谓摘帽右派呢，史先生这么做不能不说是敢于超前地大胆放手用人。至于我们正式招进第一批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博士生，全国所招均为硕士生），是在第二年1979年。在这年1月份，我的右派错案已在省里作为第一批试点正式改正了，但在史先生向我提出时，是绝对预计不到不久就能平反改正的。
要招，得准备开点什么专业课。我到史先生家里讲了我的看法，史先生完全同意，没有说要作任何增减。接着，我把几门主课的内容作了安排，写了点提纲之类，想请史先生审核，史先生看都没有看，一概让我全权处理。对我如此高度信任，确实激发了我的勇气，鼓足了我的干劲。加上一开头我还暂时住在图书馆，用书方便，记得写《唐史史料学》初稿不过花了一个暑假加个寒假的时间。其他所有的业务课讲稿也都是这次由我一个人写，一个人讲，没有提出通常要专门留有时间以备新课的要求。
可见，正是在史念海先生的充分信任下，黄永年先生几乎独自一人撑起了当时尚且是历史系唐史研究室的研究生培养工作。
黄永年
至于黄先生所提到的《唐史史料学》初稿，根据笔者在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所查，1979年最初编好的是《唐史目录学》（初稿），1983年改名《唐史史料学》。黄先生编好《唐史目录学》（初稿）后，曾签赠一册给校长李绵，故档案馆保存的该册封面上有“李绵同志指正。永年。”字样。
（该册后由李绵转交档案馆保存，归档案卷号：3KY-02-079。此外，在孔夫子旧书网，也有两份《唐史目录学》（初稿），是1980年10月黄永年先生分别签赠给唐耕耦先生、张泽咸先生的。）
关于编纂这册《唐史目录学》的初衷，则正如黄先生在其《前言》中所说：
目录学对我们研究历史的同志来说，就是引导我们如何充分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批判地审查这些历史资料的一门课程。我们研究唐史，就必须认真学好唐史目录学这门课程。
建国前大学、研究所里没有开设过唐史目录学这门课程，建国以来也没有看到兄弟院校、研究机构有过唐史目录学的讲义。清代以来的学者对唐史史料作过许多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一则不够系统，缺乏系统的阐述；再则不够深入，即哪些是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有些史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解决。
我研究唐史断断续续进行了多年，对某些专题和史料作过点研究，但同样免不了不系统，不深入，好多有关唐史史料的问题对我来讲并没有解决。这次给唐史研究生讲，力求在前人和我个人原有的基础上推进一点。但真正大幅度地推进，还必须把大量史料认真对勘分析后才有可能。我们唐史研究室准备把注《旧唐书》作为中心工作，通过这一工作的实践，将来再给以后的研究生讲唐史目录学，应该会讲得好些。目前只有这点水平，起个引导作用而已。
在这个前言中，黄先生明白地阐述了为了给唐史研究生讲课，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开设了“唐史目录学”这门课程。
黄永年签赠李绵的《唐史目录学》
这门课程，也与当时历史系唐史研究室的注《旧唐书》计划相契合，后者正是前文所列唐史研究所成立之后的六项工作之一“注释《旧唐书》”的前期设想。受黄先生影响，他指导的唐史研究生还与南开大学的唐史研究生合编了《一九八〇年报刊所载唐史论文目录》，刊登于中国唐史学会前身，当时刚刚成立的唐史研究会《唐史研究会会刊》第一期上。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黄先生通过自己的学术人脉，为唐史研究所购置藏书，并请到了多位兼职研究员。黄先生本身就是文献学者，喜好藏书，与国内诸多文史大家如吕思勉（1884-1957）、童书业（1908-1968）、缪钺（1904-1995）等都有师友、姻亲关系，其学术声望早已在外。因此，他最初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被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借调整理馆藏古籍，直到1978年正式调入陕西师范大学
（据黄永年先生自述，此事即由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李绵促成，他与当时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陈吾愚（1921-1982）谈妥，很快就进行了调动。参见黄永年：《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第483-484页）
。但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黄先生作为唐史研究所的成员，自然要为唐史研究所服务。
于是，在购置藏书方面和聘请兼职研究员方面，黄永年先生齐头并进。根据《顾颉刚日记》，1979年2月，黄永年先生进京后数次拜访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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