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启"大国大&#x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立崭新国家之后，我国城市人口不断壮大。这意味着，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依托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同时也助推了城市发展。以北京为例，1959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700万人，相当于10年间增长了300万人左右。
从全国来看，虽然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进行了一定限制，导致大城市人口增长出现短暂放缓，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人口迁移条件放宽很快让大城市人口增长进入加速期。仍以北京为例，1972年总人口突破800万人、1980年突破900万人、1986年突破千万人、2011年突破2000万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发现，上世纪最后10年和本世纪最初10年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背后是人口流动条件不断放宽，大量人口“进城”。
以上海为例，1980年常住人口为1152万人，这一数据在1990年升至1334万人，10年间增长了15.8%；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为1608.6万人，较1990年增长了20.6%；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2.66万人，较2000年增长了43.1%。
为避免“大城市病”，近年北京和上海逐步加强了人口规模控制，但这并未改变“头部城市”人口不断壮大的趋势，广州、深圳及诸多新一线城市人口仍在快速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已有1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其中重庆以3205.42万人排名第一；上海、北京和成都人口也都超过2000万人，排名第2-4位；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也均超过1700万人，位列第五、第六位。单从2020年来看，全国就有东莞、长沙和青岛三座城市跃升为“千万人口城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我国千万级人口城市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容，因为过去10年间人口获得较快增长的省会城市，许多将在未来10年突破千万人口。这也意味着，我国城市人口发展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进入大城市、大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
同时，面对新形势，人口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也日渐明显。其中，最为直观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年轻的流动人口的需求正变得更强。
不过，人口增量在为一座城市注入竞争新优势的同时，也对其承载能力提出了诸多更高要求：如何在人口增长与财政能力、就业供给、生活成本之间取得“最优解”，特别是如何更好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均需得到回应。
从“制造立市”到“制造强市”
100年来，我国从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发展成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2020年，我国已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至26.59万亿元，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
回望百年奋斗之路，正是快速的工业化将城市发展不断推向新阶段、新层次，诸多发展成就耀眼的明星城市、万亿GDP城市，都曾因制造业而兴，甚至是“制造立市”。
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上海在100年前就已经是全国工人数量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拥有以纺织、食品为主的8大类54个行业的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但197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也仅有514亿元，上海工业“腾飞”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
目前，上海已形成了集成电路、电子信息、汽车、民用航空、生物医药等多个先进制造集群，重、轻工业门类之全堪称全国之最，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35000亿元。2020年，上海更以高达9656.5亿元的工业增加值，高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位。
深圳的工业增加值仅次于上海，但深圳曾是全国第一个工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的城市。自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以来，深圳一直把工业作为立市之本，培育出了华为、中兴、比亚迪(002594,股吧)、迈瑞、华星光电等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骨干企业，近年又诞生了大疆、优必选等一批新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第二产业比重目前仍然保持在37%左右。
全国23座万亿GDP城市中，泉州的第二产业比重最高，达到57.2%，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大市。泉州经济的亮点在于传统制造业保持了较强活力，孕育出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002029,股吧)、劲霸等一批全国全球知名品牌。
作为目前广东三大万亿GDP城市之一，佛山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和活跃民营经济，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制造重镇，拥有美的、海信、格兰仕等知名企业。不仅如此，随着广佛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广州研发+佛山制造”的协同发展模式正释放强大动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不少大城市已经步入了“后工业”时代。早在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达到了45.5%，超过第二产业0.1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但实体经济仍是“定海神针”，特别是我国大力巩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当下，制造业仍一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根基。
实践中，近年不少万亿GDP城市也不断表露出要打造“制造强市”的决心和雄心。例如，上海在2018年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吹响了重振“上海制造”的集结号；杭州2019年推出“新制造业计划”，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要达到25000亿元；而在主城区实施“退二进三”已有二三十年的南京，2020年决定再度将工业“迎回”主城。
展望未来，面向数字化时代，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传统制造业正被不断颠覆，大量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了各个城市积极抢抓的机遇。
跑上“科技自立”新赛道
从曾经的积贫积弱到如今拥有一系列“大国重器”，从曾经的“拿来主义”到如今下定决心加强自主创新，我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无疑是百年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篇。
国际上，通常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2020年，我国的R&D经费支出达到2442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1504亿元。
具体到城市，北京在2019年成为唯一一个R&D经费投入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R&D经费占GDP比重高达6.31%，遥遥领先于其它城市。从统计体系来看，R&D数据的统计对象主要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规上企业三大科技活动主体，前两者大量聚集于北京，北京也承担了全国较多的基础研究任务，2018年北京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比重达25.5%。
但与此同时，北京也是科技产业高地，2020年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万家，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一；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位居世界城市首位。
上海2020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约1600亿元，占GDP比重约4.1%。2016年，上海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获批建设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通过集中建设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开展重大前沿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2020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发表论文124篇，占全国总量的32.0%。另一方面，上海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同样表现亮眼，截至2020年底，上海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数量达到37家，占全国总量的17.2%。
对深圳而言，企业在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华为为例，2020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支出达1418.93亿元。当然，由于全球性布局，华为的研发支出并不完全集中在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些企业创新逐步走到“无人区”，近年深圳持续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例如，2020年，深圳在全国率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市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30%”。
从广州来看，这座“千年商都”的科技创新，一方面以数量众多的本土高校科研院所作为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则不断探寻与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发展相耦合。截至2020年，广州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41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76家，以及拥有国家级孵化器41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2个，省级大学科技园6个。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只有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我国重点城市相继跑上科创新赛道，不仅将为城市本身发展带来强大后劲，也将有效带动全国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科技自立”进程。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