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引言
我妈妈年近花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有一本《金刚经》手抄本，是她自己从别人那里抄来的（她上过初中，能认得字）。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生涩；至于本子，则是中学生们常用的那种软面数学练习簿。她每天早晚都要翻开手抄本念一遍《金刚经》，久而久之，这手抄本就被她翻得蓬松发毛，白纸变污，有几页甚至还破了，被用透明胶带粘补着；同时，手抄本的脊背也用透明胶带紧固住以防掉页。去年春节，我特地买了一本装帧精美、纸质硬朗的《金刚经》送给妈妈，建议她把那个破旧手抄本仍掉，用这本新的。妈妈虽然高兴地接受了我买的新《金刚经》，但却一直让它在抽屉里放着，平时依然还是用那个手抄本。我颇有些不解，于是有一次当她拿出手抄本准备念经时就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新的不用，反而要用那旧的破的，她掂着手抄本笑着说：“这个用惯了，念起来顺口也顺心。”这时，我恍然大悟，所谓“顺心也顺口”，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感情。应该是一种纯洁而专注的宗教感情使妈妈不愿舍弃破旧的手抄本；就是那样一种纯洁而专注的宗教感情驱使着妈妈日复一日地翻念手抄本，并使手抄本越来越破旧。然而，手抄本越是破旧，就越能满足妈妈的宗教感情，从而也就使她越加爱惜手抄本。我敢断言，即使将来有一天，手抄本破得不能再用了，妈妈还是不会把它仍掉，相反，而是会把它作为圣物收藏起来，甚至供奉起来。总之，破旧的手抄本负载着妈妈无限的宗教感情，满足了她那纯真的宗教诉求。相比之下，我虽然是研究佛教的，也有《金刚经》文本（比妈妈的《金刚经》手抄本在外观上要好得多），但是，由于我不是佛教徒而只是个研究佛教的学者，所以我对《金刚经》就只有学术上的诉求而没有宗教上的诉求。我不会象妈妈那样每天按时地去翻念《金刚经》，而且，如果有一天我所使用的《金刚经》文本旧了破了，我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废纸篓里而去买本新的。
妈妈那本破旧的《金刚经》手抄本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并且有一天终于向我显示出了其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了孔子的“韦编三绝”。我认为，孔子晚年“韦编三绝”地读《易经》就象我年老的妈妈天天翻念破旧的《金刚经》手抄本一样，是一种宗教行为；或者说，“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深刻的宗教诉求。然而，我担心我的这个观点太过突兀，可能会不得人心甚至触犯众怒，至少有人会笑话我如此心中没数，怎么可以将自己的妈妈与圣人孔子相提并论呢？不过，敬请读者稍安勿躁，我会为这个观点举证并文责自负的。
一、“韦编三绝”及其相关学术背景
“韦编三绝”的典故出自《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书是用牛皮绳（“韦”）编连起来的竹简，《易经》就刻写在这样的竹简上。“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晚年读《易经》，多次翻断了牛皮绳（“三”概指次数多，不一定是实指）。我们都知道，牛皮绳――哪怕是很细的牛皮绳――都是很坚韧的，一般不容易断。当时人们之所以想到要用牛皮绳而不用其他的材料（比如麻绳）来编连竹简，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牛皮绳具有无比坚韧的特征。孔子多次翻断了用来编连竹简的牛皮绳，可以想见孔子肯定是天天读《易经》且不知读了多少遍，否则绝不可能出现“韦编三绝”的现象。
“韦编三绝”这个故事本身很平常，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是如何解读它，如果我要把“韦编三绝”与宗教联系起来，说“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那我就不得不面对来自与此有关的已有学术见解的挑战和相应学术氛围的压力，如下：
（一）《易经》从来就没有被学界认为是一部象《金刚经》那样宗教经典，既然《易经》不是宗教经典，那么孔子“韦编三绝”地读《易经》又何以能体现其宗教诉求呢？
（二）“韦编三绝”从来都是在学术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宗教的意义上被诠释的，比如匡亚明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可见他曾进行深入的研究。孔子曾吸取书中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来教育弟子。”（第293页）[1]金池说：“孔子学习《易经》‘韦编三绝’。意思是说，孔子学《易》，把连贯《易经》竹简的熟牛皮绳都翻断了多次。此时的孔子已经接近七十岁了，他那种勤奋学习和认真研究的精神实在可嘉。”（第205页）[2]作为源自典故的一个成语，“韦编三绝”在词典中被作了这样的解释：“孔子晚年很爱读《周易》，翻来覆去地读，使穿连《周易》竹简的皮条断了好几次（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后来用‘韦编三绝’形容读书勤奋。”（第1307页）[3]凡此种种，皆是明言“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对《易经》深刻与勤奋的学术关怀（具体表述略有不同）――这是到目前为止对“韦编三绝”的唯一理解和主宰话语，而我居然要给“韦编三绝”赋以宗教意义，这岂不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违？
（三）对于孔子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宗教关怀，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根据《论语》中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等来断定孔子是一个缺乏宗教关怀和没有什么宗教情感的人，这样的观点显然不支持我赋予“韦编三绝”以宗教的意义。不过，对我更为不利的是，我国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学术禁忌，即对于中国的历史名人总是讳言其与宗教的关系（哪怕他是一个宗教徒），唯恐宗教沾辱了他的一世英明，比如，谭嗣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著作（如《仁学》）中也充满了佛学的元素，但是历来研究谭嗣同者都只谈其作为维新变法勇士的一面，而不谈其作为佛教徒的一面。⑴试想，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如果我从“韦编三绝”中读解出了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岂不是坏了孔子作为中国最著名历史人物的形象？
总之，以上三方面所构成的学术背景十分不利于我将“韦编三绝”与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联系起来，但是，“不利”并不就等于“不能”，“不利”并不能阻止我对“韦编三绝”进行宗教解读。窃以为，“韦编三绝”只有从宗教的向度去考察才能“得其所哉”。不过，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孔子究竟是如何看待《易经》的，因为，孔子之所以要“韦编三绝”地读《易经》，这与他如何看待《易经》即对《易经》的看法有关。
二、孔子对《易经》的看法
这个问题可分两点来阐述：
（一）《易经》本是一部占卜之书，这是孔子那个时代的社会共见，但是孔子却慧眼独具，不落俗套，对《易经》进行了重新的审读和定位，“使之成为培养人，完善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第331页）[1]，使之成为一部引导价值观、宣扬人文精神的书。《论语・子路》中有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是在“南人”中间流传的格言，大意是说，人若无恒心就做不成大事（“巫医”在当时的社会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则是《易经》“恒”卦九三之爻辞。孔子很赞赏“南人”的那句格言，并引用此一爻辞来支持它，“意思是《恒卦》上说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什么事都应持之以恒”（第331页）[1]，否则就会自取其辱。在这里，孔子引用《易经》中的爻辞，并不是象坊间那样用它来占卜，而是用它来表明某种价值取向，这是对《易经》所作的三百六十度转读，也是对《易经》意义的全新诠释。在帛书《要》中，孔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易经》的诉求完全不同于“史巫”，他说：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事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
孔子并不是不知道《易经》是一部占卜之书，但他首先关注的则是“其德义”，而非“其祝卜”，这使得许多人怀疑他所说的《易》是不是真正的《易》。对此，孔子显得很坦率，他说，我与那些以《易》作占卜的“史巫”只是“同涂（途）而殊归”罢了。正是这种“同途殊归”的创新精神使得孔子敢于作“十翼”《易传》以引领《易经》脱离传统的占卜话语而进入价值领域。然而，我们都知道，孔子在学术上是“述而不作”的，即对古代文献只是进行删定和整理，不作已意之诠释，但是，他又为何偏偏要“作”《易传》以释放自己对《易经》的独特悟解呢？这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我们不能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孔子之“作”《易传》；或者说，孔子“作”《易传》并不是他的一项学术工作。⑵如果孔子是在以学术的态度来对待《易经》，那么他就会实事求是地将其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绝不会“作”出一部不讲占卜的《易传》。⑶
（二）《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请注意这里的“修”字，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整理和编辑文献叫“修”，如修“四库全书”，修方志；而对文献进行注疏则叫“治”，如治《论语》治《老子》，等等。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学术工作，不是“修”就是“治”，别无他事，而对于孔子来说，他的学术工作就只有“修”而没有“治”，即“修”《诗》、《书》、《礼》、《乐》。⑷《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之“修《诗》、《书》、《礼》、《乐》”有如下具体的描述，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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