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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周年：大旗之下辗转腾挪的香港黄店店主、教师和普通市民
一年以来的社会运动让他急速成长，从一个政治经验欠奉的素人，慢慢了解民主派政圈的版图，有时亦会帮到筹办活动，协调各个持份者、场地和媒体等工作。
但2020年年中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这个城市的政治、社会、教育、媒体都开始迎来翻天覆地的转变。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捕被控，立法会内的非建制派力量所剩无几，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全部熄火，亲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停刊……
对民主派阵营而来，香港的言论表达自由和一国两制走向终结，亲建制一方则认为这条法例让香港社会走向稳定，并重新定义了一国两制。
但黄柏奇没有计划离开：“生活在极权下也是有一个教育过程，香港人现在可能觉得好绝望，但自己香港自己救，要留下来，有人才有希望。”
今年6月4日是近期少有的街头再次出现示威者的日子。那天，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封锁了维园，阻止各方纪念1989年天安民民主运动遭镇压的事件，维园内没有了年度烛光，维园外的街头却灯光萤萤。
黄柏奇也身在现场，重遇很多熟悉的朋友，虽然人数比他想象中的少，但很多人也在找机会发声，他认为这个城市仍然有希望。
图像来源，EPA
在访问中，他多次强调发声的重要，他说自己现在亦会透过工会在媒体刊载文章论政。他认为，目前香港政治体制中欠缺反对派声音，而专业团体或会忌讳得罪政府而无法表达真诚意见，在这一情况下，公民社会及工会等，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声平台。
“以前政党和传统社运团体是香港公共意识的载体，或多或少反映当代香港社会如何面对当下重要的议题，而工会则要转变成为新的载体，去承载民意和异见，抗衡政权提出的主旋律。”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对BBC中文表示认同这一做法，他认为香港民主派需要在立法会以外创造一个平台，继续就香港政府的施政发声，但这种做法有难度，一方面在这些平台发声的人，有可能成为政权针对的对象，他们要“愿意冒险”，另一方面，这些人需要有相应资源和争取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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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一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众多案件中仅6名人士的案件，“相对符合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检控标准”，其他人的案件如果放在“尊重人权的司法管辖区内，不会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他们的主要罪行“似乎只是对政府作出和平的批评”，这部法律成为了“威胁及打压政治表达的工具”。
研究人员王莉雅和托马斯·克罗格（Thomas E. Kellogg）说，这显示此法用作“惩罚和平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异见人士”。
刚升职做香港政府第二号人物的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近期接受港媒访问时表示，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取得“绝对合格”的成绩，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不再担惊受怕，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已受控制。
他强调，要继续警惕外国势力，并指外国势力刻意寻找借口，攻击、抹黑特区政府，说出与事实不符的事，以图混淆视听，误导市民。
他认为香港《国安法》的订立充分保障了港人原有的合法权益，《基本法》写明港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和自由没有丝毫减少，一些国际间的人权公约在香港国安法下仍然适用。
“任何人行使自由和权利，必须不能违法，若以违法的手段达到所谓的权利、自由，就不是合法的权利和自由。任何损害他人和自己权利的行为，政府都有权作合法规管。”他说。
通识老师的“躺平”
通识科的立意原本是透过老师引导学生就争议性议题进行讨论，用数据和论据去了解各方的想法，从不同意念的碰撞中，让学生建立自己的思考。但2019年社会运动爆发以后，政府指责通识科是社会乱局的罪魁祸首，当局先审批此科教材，再直接把这科改革成非主科的公民与社会科，删去讨论争议性话题，转移重点培养学生国家意识。
《国安法》出现后，一些香港老师担心，有的话题是否不再能够在学校讨论。
“《国安法》之后的香港，有很多无形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不知不觉出现了不见血的文革，”教了十多年通识科的罗洁玲老师如此形容《国安法》对教育界的影响。
图像来源，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