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新

“他在文理两科都有建树。”这是吴宓对吴仲贤的赞扬。吴仲贤的一位好友对此很羡慕，时常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淹没在水中捞稻草而活命了的人的幸运，没有什么诀窍。”
对于这段往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曾感叹，时下庚子赔款考试办得如此之糟，生物名额竟出现了一名文学院的研究生！殊不知这并非吴仲贤考清华的本意。在少有跨学科观念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经历一时传为美谈。
在爱丁堡大学，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提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力邀他继续攻读科学博士（D.Sc.），可吴仲贤却认为，数理化中他只有化学没有下过功夫。
“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生物学家应该是能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论文的人。”
别怕他看不懂中文，那里的公式是“世界语”
1918年至1932年是群体遗传学时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数量遗传学的奠基时代。吴仲贤读博时，恰好处于两个遗传学发展阶段的中间，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发展数量遗传学的事业中去。
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
然而，他的学术之路充满了曲折。上世纪50年代初，校方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强制推行米丘林遗传学。
在高压下，吴仲贤不得不改讲家畜饲养学。不久后，他又在讲授动物营养学中“出彩”了，提出了衡量马挽力的新指标——马力小时，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
1956年，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吴仲贤系统、严谨地阐述了孟德尔遗传学的理论，针锋相对地指出了“米丘林遗传学”的伪科学性。
在遭到狂热的“米派”围攻时，他一一予以批驳，大有“舌战群儒”之势。最终的结果是喜人的，那次会议正式恢复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合法地位。
吴仲贤又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遗传学讲坛，在北京农业大学重新开设动物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等课，并建立了果蝇遗传实验室。1961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动物遗传学》教材。
在禁授孟德尔遗传学的年代，他一直没有放弃动物数量遗传学的研究，暗自收集资料，撰写了专著《统计遗传学》。
这本书综合和系统化了当时数量遗传学的全部理论，把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定家畜家禽数量性状的遗传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此前国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没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还总结了畜牧业中的乳、肉、蛋、毛遗传改良的育种方法，可直接指导畜禽育种。
英国著名的数量遗传和动物育种学家艾伦·罗伯逊曾评价，《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对于选择的规范论述。
在他的弟子、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沅赴德国留学前夕，吴仲贤叮嘱他带上两本书。
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在异国他乡，读上几首，排解孤独，不忘中华文化。
1982年，富森来华讲学，还特意去吴仲贤家中拜访，一次相谈不尽兴，两人又在颐和园中席地而坐，尽情畅聊，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
群体遗传学家李景钧评价吴仲贤“大器晚成”，实际上说的是他从不放弃、从不言退，完成《统计遗传学》时他已年过60岁，在奔向70岁时才出版该书。他到80多岁还在努力研究“杂种遗传力”问题，90岁前后还学习计算机应用。
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他常把恩师吴宓的诗集放在沙发旁的书案上。厚厚的一本书，书皮早已褪色。“文革”中尽管他遭受不公正待遇，但回家后洗个澡，就又回到自己美妙的诗词世界中去了。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回忆，他阅读领域很广，从世界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
门下的弟子都聆听过他的教诲——生物科学要以精确科学，即数、理、化为基础，这样才能深入。
这和他主张除主修外，必须有一个辅修或两个辅修，个别学生还可以有双主修的观点是一致的。“将来的发展则可以因时势或机会来确定，务使其能有较大的选择和适应的自由。”吴仲贤说。
在学生眼中，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他告诉学生们，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以学到。
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培养的是用各种方法从家庭、社会、学校、大学和其他的机构求得判断力的能力。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张沅等5位学生受到吴仲贤的倍加关爱，但吴仲贤从不把学生拘在自己身边，一有机会，就毫不迟疑地把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
在张沅与吴仲贤相处的45年中，吴仲贤唯一一次对他“发脾气”，就是张沅对留学的犹豫。“确切地说，先生是被我的胸无大志气到了。”张沅说，好在他及时认清了自己的问题，经吴仲贤推荐赴德留学，才有日后的深造。
在吴仲贤的弟子、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杨子恒眼中，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学生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学生时代，他表示想做一个计算机模拟方面的课题，先生热心地帮他与中国农大计算中心的教师联系，毫无学科门户之见。
“父亲有一种学而不厌的毅力，更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吴仲贤之子吴咏时回忆道，在兄妹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鼓励他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要把目标定得高一些。他对子女的教育，也从来都是强调文、理不可偏废。
他往往以这样的话激励年轻人：“我们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认为，教育是创造性的，并寄厚望于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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