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湘雅医院建成于1917年的“红楼”都是城市的地标建筑，有老人这样回忆：船家由湘江而上，看到红楼，便知是到了长沙。
“张士俊，22岁，枪伤。1945年10月21日入院，当月29日康复出院。”这是湘雅医院病历室中最早的一份病历。住院不到10天，张士俊的病历有整整30页，大部分是用英文写成。在湘雅医院病历室，这样的英文病历还有1万多份。
“教材、参考书是英文，老师上课讲英文，病历就写为英文。”今年90岁的心血管内科专家孙明1950年考入医学院，他回忆说，彼时湘雅医院病历里不时还有中英文掺杂写法。
写病历，是医学生成为医生要迈过的第一道坎。时隔60多年，孙明依然记得从业之初上级医生的“凶”，“病历被要求重写是常有的事，写得太差还会被老师把本子扔出窗外”。
一代传一代的近乎苛刻的要求，造就了湘雅医院不少可称作“作品”的病历。工作久了，钟彬时不时会在整理病历时遇到“惊喜”。除了工整漂亮的文字，有的病历会画下细致入微的人体局部结构图，有的详细记录了患者每餐饮食情况，还有的给出了病人每日活动量的具体建议……
写好病历是为了用好病历
写病历是为了用病历，对于这句话，李学军从此有了特别的体会。
经过前后两次手术，这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也因此与李学军成了“生死之交”。
2014年，胰胆外科医生黄耿文指导学生对接受腹股沟疝修复术后、因植入网片发生感染的病例进行研究。在病历室检索出此前数十年的相关病历后，师生们发现，大多数病历都没有记载相关网片的材质和型号，有的甚至连病人感染的类型也没有记录。
黄耿文用“复杂”一词形容当时的心情，“一边暗暗骂着前人，一边也担心有朝一日自己笔下的病历会不会被后人嘲笑”。
写病历的人永远不知道读病历的人能看出什么。和文物一样，病历也会“说话”，而且除了替医者“说”出当下的临床思维和诊疗方法，往往还话中有话、话里藏话。
或许正因此，袁明道才会坚持多年与病历“对话”。生病前，他共整理出了20多个病历记录本，浓缩了上万个心胸外科病例的经验和教训。“在他们科室，那是‘宝典’。”钟彬说。
存活率从20%提高到80%
每年春节，乐乐（化名）都会和父母一起去给肖健云教授拜年。看到年过不惑的乐乐像正常人一样喝水、吃饭，肖教授很高兴。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为了给病人治病，肖健云被逼出了不少“发明”。上世纪70年代，两岁的乐乐因误饮碱水灼伤食道，随后创伤处形成大面积粘连，乐乐必须接受食道扩张治疗。那时候国内医院没有支架，更没有记忆金属，接诊的肖健云只能自己想办法。“取一根粗细合适的软管，一头用棉线缠成梭子形，上面涂上润滑作用的食用蜡，一个扩张器就做成了。”靠着这个自制器械，肖健云对乐乐进行了持续16年的扩张治疗，最终保住了他大部分食道。
医学前进的轨迹在每一代医生身上都会留下痕迹。
相似的变化在别的科室同样发生着。十多年前，面对重症胰腺炎引发的严重感染，黄耿文的老师们不得不一次次给病人“开大刀”；现在，在CT引导下，一个小拇指大小的创口就可以实现引流，病人的存活率也从过去的20%提升到80%。
“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4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近一岁的进步，医学发展功不可没。
湘雅医院的病案管理也在不断升级。钟彬刚工作时，病历库正从卡片索引管理跨越到单机数据库检索，后来数据库实现了全院共享。再后来，每份病历有了纸质件和扫描件一式两份。到现在，只要在病案科电子阅览室的电脑上输入关键词，想查阅的病历就会呈现在屏幕上。
没有一个过程是可重复的
不时回看这些资料，被蒋卫红视为“兴趣爱好”。他总想从中找到进步的空间。
回国后，经过反复回看和总结，蒋卫红提出以引流通道为指引的精准鼻窦外科体系，将鼻窦炎的治愈率提升到了90%以上。如今，这一技术已在国内外推广开来。
“每一个过程都是不可重复的。”在蒋卫红的团队里，医生上手术台都要录像，“病历和档案不是用于封存和观赏，而是呈现欠缺，从而让此后的治疗趋于完美”。
从“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的年代算起，至今不到两百年；而现代医学在中国落地更是只有短短一百多年。尽管3D打印、手术辅助定位、三维影像重建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各种超乎想象的高难度治疗案例也持续刷新人们的认知，但在很多时候，医学的发展，靠的是医生们见识一个个病例、经手一台台手术、解决一个个小问题而缓慢推进的。
直到现在，黄耿文团队对腹股沟疝修复术中所用网片的研究还在继续。在这一手术中，患者发生感染的比例并不大，“但如果找到引发感染的原因，就有望把这个小比例降为零”。
病历的背后是病人
2019年，湘雅医院门急诊总量309万人次，住院15.2万人次。“所有住院患者的病历都已收入病案科。”钟彬说，2020年，病历库新增了12万余份病历。
不只是长沙，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地，同样体量级的数据也出现在各个大型三甲医院。在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看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物质水平提高，先进、高效、有温度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医生面对病历，归根结底面对的是病历后的病人。”孙明刚做医生时，有一回看到一份病历写着患者腿部肿胀，他下意识在一旁标记“疑似肾炎”，结果却遭到了老教授严厉批评。“不可以对着病历来看病，不可以不看病人就看病。”行医一生，这成了孙明对病历最深刻的理解。
1998年，湘雅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来了一位18岁的侧颅底肿瘤患者。限于技术与条件，当时最顶尖的教授也对这一疾病束手无策。无奈出院时，小伙子问同样年轻的蒋卫红：“我还能活多久？”
因为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蒋卫红在硕士研究生期间主攻了侧颅底解剖，并逐渐成长为国内颅底外科的专家。2013年，他的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当年那位肿瘤患者。“我没想到他还活着，更没有想到我能亲手替他拿掉肿瘤、治愈疾病。”蒋卫红说，病人感谢他，他也同样感谢病人。
每天，钟彬都要张罗着接收不断送来的新病历，再由专门工作人员分类、扫描、打包、入库。在这个钟彬照常忙碌的夏天，正在临床实习的大五医学生刘戴苗已在电子阅览室“驻扎”了一个多月。她要为自己参与的科研课题查阅2018~2019年期间所有住院孕产妇的病历。
很快，刘戴苗和她成千上万的同学就要接过孙明、肖健云等老一辈医者的接力棒，继续救死扶伤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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