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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报记者：什么是企业更基础的东西？
周蔚文：很多东西是常识，比如要投资醋业，我会去看酿醋的书，了解一些基础知识，搞清楚为什么要买5年陈、8年陈的醋？8年陈真的比5年陈好吗？我也会研究，醋和酱油与白酒有什么区别。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醋与酱油是调味品，拌到菜里、炒到菜里之后，很难知道是谁家的酱油。但酒是一口一口喝进去的，常喝的人，一喝就知道是谁家的酒。因此酒对品牌的依赖性更强一些，这是常识，不用去调研。
很多人倾向于跟踪短期数据，但这不是关键。关键要理解企业、行业长期发展的逻辑。所以，我们不只是研究财务报表，还要理解企业或行业底层的基础知识，把一些看似很普通的东西挖出来，看看是不是本质的规律。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会看一些什么类型的书？
周蔚文：我一般是感觉缺什么就补什么，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为了提高理解力，我看了美国免疫学的教材《How does the immune system works》，最近在看一本细胞治疗方面的书，我还准备读读大学生物方面的教材，有时我也会向专业人士请教。没有一点专业方面的知识，很难理解医药类的东西。
现在是机构之间的竞争，比的是学习能力，比谁看得更远、更深入、更细致。我刚开始管基金的时候，投资医药股还不需要这些知识，就可以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现在很多创新药公司、创新医疗器械公司，上市时没有利润，要判断它5年、10年之后的发展，就需要对相关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和积累，这是竞争的需要、投资的需要。
中国基金报记者：研究宏观、政策你会看什么书？
周蔚文：我以前对政策比较感兴趣，看的书比较多，慢慢就建立起了对宏观、对政策的敏感。我们国家最近几任领导人的选集，我都看过，这样，对政府的决策会理解多一点。2008年中国出台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报告，大家想的是要多修路，但我觉得搞3G建设比修路更有效，因此2009年我们买了一些与3G相关的股票。后来有领导在两会上披露了政府当时的决策过程，跟我想得差不多。因此，做投资有时候要站在决策层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做过多年电子元器件研究，那时候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是全球一体化了，所以我对全球化比较敏感一点。记得2007年10月份左右，我对一位做宏观研究的同事说，不懂全球就不懂中国，应该多关心一下美国经济。我2008年去越南，后来去印度，都是想了解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近几年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西方，最近看过克林顿回忆录、奥巴马回忆录、小布什回忆录等。因为美国对中国股市影响很大，不仅要研究中国领导人怎么决策，还要研究美国政府怎么决策。我也会读一些西方历史。我们在课本上学的是中国历史，对全球了解得不多，现在早就全球一体化了，了解全球，对中国也更有感觉。
中国基金报记者：基金经理应该学习哪些知识？
公募基金是组合投资，一只基金持有30只股票不算多，换一次手就是60只股票，起码要研究几百只股票。所以公募基金经理需要知识面比较广，跟私募基金或个人投资很不一样。
中国基金报记者：一位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周蔚文：一是悟性，一是性格。老实本分的人、追求真相的人，可能会走得更远。就像武侠小说中，内功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对行业、企业，要看得深、看得远，需要时间的积淀。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很有限，需要不断扩大知识面，基金经理要有好奇心，要迅速吸纳更多的新知识。对社会的理解也很重要，比如我对中国新冠疫情能够提前判断，对欧美的疫情判断失误，就是因为对西方社会还是不够了解；还有，研究企业，不仅仅要看产品看行业，还要看企业文化，等等。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是平的，信息满天飞，如果对事物没有深刻理解，很容易只看到表面的小问题，却不能找到底层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做投资，不仅要找到关键性的矛盾，还要能领先别人找到。
所以高考强，不一定做投资强。高考的变量很少，而做投资是研究未来，未来是在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展开，是完全开放的，变量非常多，比一般考试要难得多。最关键的是要沿着正确的道路走。
中国基金报记者：A股不断机构化是否意味着更难获取超额收益？
周蔚文：近年来机构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了，据统计，到去年三季度，包括公募、私募、外资、国家队、保险、银行、券商等机构持有的自由流通股市值，占A股自由流通市值已近半。要想获取超额收益，一是要比同行看得更远，这对机构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要能够战胜人性，敢于在有些东西暴涨的时候、在大家很嗨的时候减仓，或者在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加仓。
公募基金不是靠博弈赚钱，而是要分享企业的长期成长，分享中国的经济成长，所以，长期仓位会比较高，有长远眼光的团队，才能获取超额收益。
十年前，我觉得选行业很重要，进入机构化时代，选行业仍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长期，看研究的深度。
中国基金报记者：2020年，中欧基金为什么要推行中央研究平台？
A股市场现在已进入机构化时代，个人的研究能力有限，需要团队的合力，才能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改制初期，是觉得基金经理被低估了，而现在是做得好的研究员被低估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公募基金应该如何提高管理单只大基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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