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沐浴战火

薪火｜沐浴战火的金融脊梁：从解放区财经统一到人民银行诞生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石家庄“小灰楼”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从在全面抗战中奠定坚实的金融基础，到在解放战争中探索金融支持创立新政权，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砥砺前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发展。
在这段气势磅礴的历史进程中，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沐浴战火的金融脊梁
在中国银行珍藏的文物中，一封周恩来的来信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敝路军自奉命抗战以来荷蒙海外侨胞慰勉有加、热烈援助、慷慨输将予我全体指战员精神上、物质上无限之鼓励与支持。更蒙贵行代为转汇，诸费清神，钦感之。余益当加倍奋勉，为国效命以副期望……”信的落款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泛黄的纸张上，字迹依然清晰。
举国抗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侨汇成为了购买战略物资用汇的最重要来源。中国银行作为枢纽渠道，利用海内外汇兑网络，积极吸收侨汇、经收捐款、募集公债，将全世界华人华侨以及全国各族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
在中国银行总行行史馆中，第 一财经记者见到了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宗良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国民政府方面、八路军方面都有通过中国银行的汇款来汇聚资金。比如，有一份比较特殊的汇款单直接由宋美龄签收，还有汇款单是汇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当时，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的负责人，负责签收。”
1939年，中国银行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的14%，1941年增至46%，此后长期保持在50%左右。
“抗战期间，中国银行利用多年国际化发展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了收转海外华人救国汇款的重要通道，对整个抗战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宗良称。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记录：“敌陷厦门……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信局乘机取利……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与闽粤各地各城市乡村而谋求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有甚低廉。”
抗战结束后，经济面临着恢复与重建的艰巨任务，但期盼已久的和平并未到来。国民党政府伺机发动内战。在内战威胁状态下，解放区的基本财力能否支持长期战争，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军队多采取小规模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则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此前分散经营的财经管理体制与后者并不相符，这一问题，深刻考验着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是各自为政，想尽一切办法求得自给自足。到了1946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准备不足。解放战争的特点就是大范围的穿插。这个时候，我们的财经管理体制要由过去的高度分散，在极短时间内转为高度集中。”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当时存在着各解放区区际间的不统一和各解放区自身内部的不统一两大问题。
“比如，晋察冀解放区内部有4个分区，分区下面还有支区，财经工作都是各搞各的，彼此互不联系。各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政策不一样，财政政策不 一样，甚至度量衡都不一样；各个分区的状况也不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士兵人均年费用高达(折合)4000斤小米；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士兵人均年费用低于2400斤小米，无法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马林对记者说道。
度量衡的不统一还闹出了乌龙事件。“当时晋冀鲁豫支援给陕甘宁一批战备物资——100万担粮食。陕甘宁接收后却告诉中央，说收到的不是100万担，差得很多。差在哪儿？差在度量衡的不统一。晋冀鲁豫一担粮食等于160斤，而陕甘宁的一担粮食有300斤。”马林称。
财经统一大幕拉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晋冀鲁豫解放区率先打响了统一财经、科学整合资源的第一枪。
董必武(左二)、南汉宸(右一)参加会议
经过充分讨论和大量的反复计算，会议最终找出了三个核心管控指标。“一是人民人均负担不能超过小米4斗至4斗2升(全区人均年收入的15%至20%)；二是养兵不能超过30万人(约占全区人口的1%至1.5%)；三是一个士兵的年费用，不能超过小米15石(约2400斤)。”马林表示。
“只有控制好这几个指标，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才能够不至于逼迫银行滥发货币。国民党政府不去想办法消减财政开支，而是一味迫使中央银行印钞票，没有精确的计算。”在全面内战开打的时候，共产党居然有一群人能够沉下心十几天，计算核心管控指标，让解放战争具备科学打法，这让马林特别感叹。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事后监督中心主任、原河北钱币博物馆馆长崔仁斌认为，那次会议较为实际地解决了中央长期关注的战时财政困难问题。从抗战时期就一再强调的精简和控制脱产人员，进而转变为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兵员待遇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有机统一，这样才能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
同年10月，庞村会议提出的应对之策就呈到了中央领导的桌上。中共中央指出：“这个会议从思想上，又从实际上正确解决了财政问题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1/3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
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1947年上半年召开了华北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在解放区货币统一和相互流通问题上，各区代表迫切要求统一。“各解放区代表坐到一起讨论财经统一、货币统一问题，形成了一个会议成果，就是各解放区的货币要相互承认。”崔仁斌称。
董必武与华北财经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各解放区代表经过协商，形成了一个协议，就是1947年底之前发行解放区统一货币。”但对货币统一的节奏，中央却突然踩了刹车。“刘少奇有个意见：不要急于统一，因为我们财政不统一，各解放区的负担是不统一的，包括人口各个方面差距都比较大。”崔仁斌称。
“我们的6个解放区如同一个小欧洲，统一过程中一定要按次序。财经统一是一个系统工程，先统一什么，后统一什么？刘少奇认为应先统一供给标准，再统一财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统一货币，否则必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结就在于欧盟各国财政不统一，财政不统一货币必出问题。”刘少奇在那个年代就能提出先统一财政，再统一金融，这让马林感慨万千。
统一各解放区货币、银行问题，是财经统一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一书记录了发行人民币前，各解放区货币、银行统一经历的三个阶段：一是，相邻解放区接壤地带的“货币混合流通 ”阶段；二是，南北相邻解放区的银行统一及货币固定比价、完全相互流通阶段；三是，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货币相互流通阶段。此后，六大解放区的六种货币实现了南北、东西方向的相互大流通。
三大解放区货币统一进程表
“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华东局工委负责人张鼎丞(左一)、邓子恢 (中)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建议立即成立统一的银行
对于这个银行的名字，当时曾商讨过几个版本，比如，建议成立“联合银行”或是“解放银行”。 “当时不考虑叫中央银行，因为叫中央银行就和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完全重名了。‘联合银行’意思就是6个解放区联合成1个，‘解放银行’又跟商业银行的名字差不多，规格没上 来。”马林对记者说。
时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的何松亭提议：“可否像现在群众称我们为人民政府那样叫‘中国人民银行’？”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刻不容缓。1948年11月初，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统一的人民币。11月上旬，董必武找南汉宸，询问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能否“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中华北街11号(现中华北大街55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念活动
90岁的刘芙田感慨称，“参加工作刚两天，就赶上了人民银行成立。”刘芙田回忆说，1948年11月29日，他在石家庄晋察冀边区银行参加工作。不过，其实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已于1948年10月1日合并成华北银行。1948年12月 1日，华北银行又改制为中国人民银行。“当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还是像原来一样工作。”他是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已经成立这件事。
刘芙田当时的不知情是有原因的。那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公开挂出去。崔仁斌研究发现，由于敌机曾数次轰炸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在石家庄中华北街11号联合办公后，出于紧张的备战需要，一度迁到过平山县城南关办公。1948年10月5日，华北银行迁返回中华北街大楼原址，为保守驻地秘密，代号改编为“振华街97号”。“这说明银行的总行这样重要机关的办公地点是不公开的。一个多月后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也沿用了这个代号。”
人民银行成立后，便开始着手设计新中国金融体系。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石家庄迁入北平，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开始接管官僚资本银行。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石家庄迁入北平
不过，由于当时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等因素，这个设想并没有实现。“最后决定人民银行内部设合作部，农村金融由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内部设储蓄部，由人民银行负责储蓄业务......那时一穷二白、不得不做的选择，(让)人民银行具备了最初的大一统雏形。”在马林看来，中国人民银行6个大字的背后已不是单一的中央银行概念，而是标志着新中国金融大业的开启。
此后，一直到1978年，在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督和服务，为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银行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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