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网友根据录音转成文字，高伐林整理并加小标题，交演讲者订正）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愉快！
先讲一讲我是为什么近年开始搞抗战史研究的理由。我搞抗战史研究已经接近10年，以前一直以思想史为专门领域，也兼管对学生的日本近代史教育，包括应该怎么认识过去的这场战争。追究政府的战争责任，都是我的主要课题。同时也担任讲近代史大课——因为一个大学里，只有一位教近代史的教员，当然有担任教养教育面的义务。与全校各学部的学生都会有交往，如此，对日本的学生是如何认识战争的，在高中接受过什么样的历史教育，都掌握得比较清楚，几十年了嘛。
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从内心希望日中两国的学生，尤其是年轻人间实现战后的和解，自己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战争已经结束了70余年，现在的年轻人，并未经历过这场战争。没有互相继续怨恨的必要。可实际上教了30年书，结果发现日中年轻人之间不但没有得到和解，反而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历史教育出了偏差，怨恨传宗接代
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呢？三十年的观察和研究告诉我，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出在两方面，一个出在历史教育方面，一个出在战争的记述方面。怎样来记忆，对待过去这场战争？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十几年教育对孩子们来说，可留下很深刻的形象。比如我，中小学课本上曾出現的平型关大捷，我就很难忘记。那时候课本讲的是“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寇3000余人”，今天的课本上，被改为歼敌1000，听起来就觉得很别扭。
如果你接受这个第一印象以后自己不再研究，你脑子里的烙印就是“平型关大捷”歼敌3000。但证据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学校并不教。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提示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继承过去、如何继承历史。
实际上，我们对过去战争的认识，都是一种“再生”的认识，并不是来自直接经验，体验。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这些人早就过世了。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很悲惨，那是事实，但谁亲眼见到过大屠杀现场了？包括我们的老师，谁也没有经历、经验。那这些记忆，年轻人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实际上都是教育的结果。属于一种历史的“再生”的过程。——就是看着课本，按照老师的讲课，重新把这个历史再继承下来。这就是现在人继承历史，形成历史认识的方法。不是来自自己的体验，实际上都是教育所赋予，國家所灌输的结果。
这种历史教育、在“再生”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偏颇。为什么出现偏颇呢？是因为各国政府都在管理学校教育，按照一定的方针、立场指导教科书的编写。在日本这叫“检定教科书”，在中国一直到大学，都有“国定”教科书。就是必须按照政权检定、国定的内容进行历史教育。若两个国家进行的是两种立场的历史教育，结果就会产生一种反差，并乖离得越来越远。
日本的学校教育有什么特征呢？作为有实际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没有什么“军国主义”教育。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日本教育的中心，文科省的教育指导方针很明确，就是进行“和平教育”，宣传战争的悲惨。主题就是再也不能进行第二次战争——对所有的年轻人，从小灌输的即是这一种思想。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值得称赞的教育方针。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多偏向。偏在哪里？就是绝对不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教育题材，实际上都来自于自己国家的战争受害体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国家，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很多战争灾害，杀害过很无辜的人。但在对自己国家的年轻人进行和平教育时，传达的仅仅是自己国家、人民遭受的战争灾难。出现的战没者数字，也仅仅是自己国家的310万人。并不愿意触及到国家的战争责任，和对其他国家的加害内容。是用这种教材，指导、教育国民厌恶战争的。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国家掌控教育的偏差。年轻人虽产生了和平意识，很难通用于亚洲的被侵略国家。
当然，这种偏差不仅只出现在一个国度。东亚所有国家，实际都有这种共同的教育倾向。在座的大家，可能也都亲身体验过自己所受到过的教育内容。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可以说，受到各国家管理的学校历史教育中，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在播种怨恨——一种感情面的、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不会教你怎样去原谅发动侵略的国家。
在中国，作为历史的南京大屠杀，教育、传递、继承的就是这种怨恨的感情。现在哪一个国家都在说“不能忘记过去”。在中国、朝鲜，“牢记民族的血泪恨”，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今天，继承这种怨恨的感情，到底有没有必要？我是这样认为的，战争后的三代人之间，怨恨是不可能忘却的。因为这是一种受害者直接经验的传续。亲眼见到，或亲身经历过战争，屠杀的悲惨。体验者当了爷爷，可对儿子讲，对孙子讲。且加害国家的当事人（加害者），可能也还存在。但是这代人去世后。在第四代人之间，这种怨恨的感情难道还有继承的必要吗？特别是怨恨已失去自然根基，需要在国家指导的教育方针之下人为地维持之时。所以我认为，继续传递这种怨恨的感情是不需要的。属于一种历史继承方法上的错误，往往会被政治所利用。
现在的历史教育，可以说是一个被政治（政权）所控制、利用的领域。我不是说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都在作假，但我想指出的是，它有很强的政治倾向。记录、教授的虽是历史事实的一部，但是按国家的方针选择出的材料，目的是进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不是教你全面学习历史。
国家控制教育的最大一个目的，就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哪一个国家都一样。这个教育，并不是以历史事实，而是以国家利益为价值基准。按照这个基准管理教科书，挑选重点教育内容。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一面，即使是事实，也要遮掩或消去。另外，亚洲各国基本同样，学校教育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一种爱憎的感情教育。并不注重史料证据，或对历史构造的解释，分析。在战争题材中，传递着只是一种非理智的、对他民族的怨恨感情。
若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对后一代人进行历史教育的话，你说战后怎么能实现民族间的和解？
所以我说，到了今天，第四代人之间完全没有继承历史怨恨的必要。因为怨恨的对象已经不存在了。你总不能对现在的发誓绝不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日本年轻人说，你必须给我下跪，给我谢罪吧。可以说如今，要求年轻人“牢记血泪仇、民族恨”的也只是教育的场所。如南京大屠杀的公祭场所。实际上若能摆脱这种历史怨恨的诅咒，各国青年人之间很容易在文化、人情层面产生宽容、和解、交流的社会基础。但这种和解，实际上对政权的统治，对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利的。
第四代人以后，对历史、战争的继承方法也应该发生根本变化。即忘却历史的怨恨，放弃感情面的憎恶，理智地去探讨研究侵略战争到底为什么发生？大屠杀的原因到底在何处。经过史料调查还原事件真相，将其公平，正确地记录下来。
战争的起因并不在日本民族性的残酷性，而是近代专制国家的责任，忠君爱国教育的结果。日本近代的立国方针，是大国霸权主义。又想学西洋走近代化之路，又不像西方列强那样有资源、领土、殖民地，不具备作为列强的启动条件，所以才走侵略之路，到亚洲去掠夺。
很多中国的大学生，受感情、怨恨教育的结果，产生出一种从“文化、民族性面”分析日本侵略战争原因的倾向。称武士道、天皇制带来的日本民族的残忍性格，是侵略战争的原因。根据我的了解，在大学中以此题目作学位论文者也不是少数。
实际上现在日本人残忍吗？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可以说战争时代的日本人也同样。若不进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不被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正常人岂会变为杀人工具？所以，这些战争中的犯罪行为都教育的结果。是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发动侵略战争的近代专制国家的责任。不追究国家的责任，不研究战争的构造，把这些责任都推诿给大和民族的残酷性，这就是今日怨恨教育的一种恶果。如果今天的亚洲各国继续这种教育，继续传递这种非理智的怨恨感情，抑制自然萌发的、年轻人之间的文化和解要素的话，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和解，“战后”也永远不会结束。历史，教育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可怕结果即在此处。
划清“历史事实”与“政治宣传”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讲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把历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可以说是战争史研究和教育中最大的一个特征。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抗战史研究、教育的一种“病理现象”。为什么说是“病理现象”呢？因为历史是讲事实真相，而政治是讲统治方法。一个须要求真求实，一个必须加工修饰。若把两者混同到一起，就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我刚才讲的教育中的偏颇，就是因为国家政治干涉历史教育的结果。
到底是历史是干什么的，政治又是干什么的？先解释这一问题。
我们平常提起政治或历史时，有两种词组的搭配：即“政治-宣传”，和“历史-事实”。如果反搭配，说“政治-事实”、“历史-宣传”，会感到非常别扭。实际上它代表了历史和政治各自的特征。政治是一个特定政权的统治术，宣传、教育也是一种统治的手段、方法。相反，历史可以说是一种科学，追求事实的科学。一个是为了统治，一个是为追求事实。目的截然不同，所以两者绝不能混同，历史也不能作为教育的工具，搞研究的人，也不能做御用学者，为了某政治集团研究历史。若将两者混同，或把历史成为政治统治工具，事实就不会存在了。所以真正的历史，不应该为政治统治服务，应对科学、事实负责。
政治介入历史的最突出表现，即研究历史事实之前，首先设定一个框架，强调坚持“国家立场”，“政治原则”、或某政党的“党性”，某种 “核心价值观”。在这种约束下，历史研究、教育不可能追求真正的事实，也不可能体现普遍性价值。因为它只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结果出现的所谓历史，不过是在描写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党的神话，一个民族的天方夜谭。没有拿出来适用于世界的普遍价值。所以如今若为了保持历史作为学问，科学的尊严，绝不能将历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不能把历史作为统治、教育的手段利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
我讲的这个观点，也许在国内会遭到批判，所以我声明在此讲的仅仅是我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代表你们所接受的教育。最近，有位有名的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同样也在讲这个问题，与我的说法正相反，他说：“历史记载，价值观重于事实”，“历史是有意识、有选择的一种记录”。还说“今天讲历史就是讲政治，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这位先生，是一个身挂各种政治要职的党人，可以说其代言的正是共产党对历史的解释方法。我在中国从小学听到的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论调：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是政治统治的手段，云云。虽陈腐不堪，现在仍属于一种所谓“正能量”的解释法。
如果价值观重于事实，历史就会变成什么样？希望大家自己也想一想。会失去科学性，不能求真求实，会蜕变为一种政治的统治工具。这就是我所讲的现在国内的抗战史研究中的病理。
可能有人说，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真理。对历史来说，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真理重要？我说最重要的是事实，并不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我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可以说所谓的真理只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代表的只是一种信仰，不能绝对化。比如共产党说马克思主义是他的真理，但信教者也可以说耶稣是真理、阿拉是真理。所以真理只能代表一种价值观，一种立场，并不能代表事实。真理可能有许多种，但事实不会有两个。所以追求事实的历史，不能作为某一种价值观的工具。
若“真理至上”，各种价值观就会发生殊死的血斗；但若尊重事实的话，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也可以走到一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国际接轨，价值观接轨。所以历史不能为价值观服务，作政治统治手段的理由也在于此。对各种政治的价值观，各种宗教、信仰，都应该有宽容之心，这种宽容，共生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事实。不能把价值观放到事实之上。
可以说，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管在哪一国度，有何种政治立场，只要你能坚持事实真相高于立场、高于价值观的原则，肯定可以有共同语言，进行合作研究。比如像侵华日军的南京犯罪事件，去掉感情要素，先用科学的方法，把历史真相，事实搞清，才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搞清历史真相之后，再去陈述、讨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研究才能国际接轨，其结果也会有普遍价值，成为历史的遗产。若是相反，仅强调自己国家的立场、方法、观点，或用控诉的方法、怨恨的感情来支配历史研究，将事件作为政治手段利用的话，怎可能达到历史的目的？
我搞抗战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端正历史教育和历史记录层面的偏颇，弄清抗战的历史事实，指出其现在被政治所利用，被政治所操纵的病理现象。历史的尊严在此遭到歪曲，政治对历史的操作（作为教育手段）也产生了各国之间不可能和解的恶果。所以明确，铲除这个病灶，应该是抗战史研究最大的先决课题。
我是从这个考虑上，介入抗战史研究领域的。目的，是解析其中的病理现象。所以选题对象，都是进入教科书的、十四亿中国人都熟悉的那些战争神话。如共产党的平型关大捷，国民党的台儿庄大战等。为的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事实和宣传间的差距。从专业素质层面来讲，我也具备这种研究条件——因为我是专门研究日本近代历史的，能接触到并解读各种日本的史料。
10年间研究的结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今日共产党方面的抗日战争记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去的宣传内容。举一个例：大学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称中流砥柱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歼灭日伪军157万人，其中消灭日军52.7万。这是一个国家见解。可是是事实吗？不是事实，为什么？日本有自己按军籍、户籍进行的，接近于精确的战没者统计：八年抗战在大陆（不包括“满洲国”）战场，战死者共约32万（日方统计总共死亡约40万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是“战病死”，还有其他一些死因者）——这32万，是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合计的战果。仅出没在敌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独自“消灭”52.7万日军呢？
但此数字并不是没有证据，可以说都是战争中，共产党公布的各种战果宣传数字的积累。
上面讲过，宣传是一种政治的手段。尽管内容不真实，在当时是有政治效果的。能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所以我们不必谴责宣传行为。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宣传作为战胜的手段已失去其必要性。按道理讲，此时，应搞清历史事实，纠正宣传中的错误。日本这样做，美国也这样做了。日本在战后，驱除了所有战争期间吹捧起来的所谓“军神”，从教科书中，从公共场所将其清洗一空；美国方面也纠正了诸如著名的硫磺岛“星条旗”的神话——即那张获得普利策报导奖的硫磺岛星条旗的照片，并不是现场拍摄，而是为了宣传、事后摆拍，目的是为了动员民众募捐支持战争。可以说这都是之后纠正宣传内容的虚假，将其还原于事实的历史研究的努力。
可是在中国，这些战争宣传中的神话内容，不仅没有被修正，还原，反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被再次利用。并被写入史书，又进入教育的领域，并且越传越脱离事实，这才是问题所在！我所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很多教科书中的“大捷”，“英雄”形象，都是战后，在教育过程中被扩大、完美的。
以上这些，作为真正的、有良心的历史学者，都是不能容忍的现象。
1.注重研究的国际接轨。
抗战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国际接轨。为什么呢？因为战争不是一方，而是两者间的行为，如果只是从一国的战史记录当中去了解战争，再掺入自己的政治立场，它就不会全面。敌方同样也有战史资料、有记录，它到底是怎么评价、或是怎么记录的呢？对此不了解，不对比，就不能去伪存真，写出公平的战史。
我国的战史研究，由于政治立场的介入，过去基本都是闭门造车，自己讲自己的东西，不去看，或者不认真看他人的记录。冷战对立时代，史料公开的少，来往、接触机会不多，也很难搞这种国际比较研究。但现在不同了，历史情报逐渐国际化，各国一般都公开了过去的战争档案；研究人员来往频繁，形成了国际接轨的研究条件。
战史当中，从兴趣出发的一些所谓“军迷”、爱好者，国、共粉丝等，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经教育被灌输的内容。即伟大无敌的中国（国、共）军队的各种大捷，或战斗中歼灭了多少敌人。很多人甚至跑到日本来搜集资料，我在冈山教书，也接待过来调查台儿庄战役的人（其战役是冈山的日军联队所为）。目的都是想用日本的资料，来证明中国军队的大捷。但接触日军史料的结果，留下的只是一种失望。因为日军记录己方的战死者，数字要比国内宣传的“歼灭日军”少得多。比如“三千川军壮士英勇殉国”的滕县保卫战，日军主攻联队（步兵第十联队）战死者记录仅为16名（加配属部队等共24名）。失望之余，甚至对日军的档案资料产生怀疑。
这实际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战争教育和研究，和史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有一种说法：你们是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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