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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tantinos Zopounidis honored by CIHEAM - Οικονομικός Ταχυδρόμος

In recognition of his scientific work, he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fro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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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brokeshire native Edward Daniels takes on top role at Shell

Pembrokeshire-native Edward Daniels has taken on a top position at global energy and petrochemical company Shell International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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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Names Strategy,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Relations Director

Shell has enhanced its focus on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and appointed a new Strategy,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Relations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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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坛暨第四届中国健康管理2030高峰论坛圆满落幕_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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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侨联主席杜建忠：做一名有家国情怀的科研人-中国侨网

来上海之前，他曾在中科院化学所攻读博士学位，并赴德国和英国以博士后身份从事材料和化学领域的研究。原来，埃里克是看到杜建忠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希望加入杜建忠的课题组，来上海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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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seminars kick off in honour of Prof Calestous J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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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新闻网媒体农大吴仲贤：能"文"能"理"的遗传学家

“他在文理两科都有建树。”这是吴宓对吴仲贤的赞扬。吴仲贤的一位好友对此很羡慕，时常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淹没在水中捞稻草而活命了的人的幸运，没有什么诀窍。”
对于这段往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曾感叹，时下庚子赔款考试办得如此之糟，生物名额竟出现了一名文学院的研究生！殊不知这并非吴仲贤考清华的本意。在少有跨学科观念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经历一时传为美谈。
在爱丁堡大学，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提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力邀他继续攻读科学博士（D.Sc.），可吴仲贤却认为，数理化中他只有化学没有下过功夫。
“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生物学家应该是能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论文的人。”
别怕他看不懂中文，那里的公式是“世界语”
1918年至1932年是群体遗传学时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数量遗传学的奠基时代。吴仲贤读博时，恰好处于两个遗传学发展阶段的中间，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发展数量遗传学的事业中去。
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
然而，他的学术之路充满了曲折。上世纪50年代初，校方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强制推行米丘林遗传学。
在高压下，吴仲贤不得不改讲家畜饲养学。不久后，他又在讲授动物营养学中“出彩”了，提出了衡量马挽力的新指标——马力小时，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
1956年，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吴仲贤系统、严谨地阐述了孟德尔遗传学的理论，针锋相对地指出了“米丘林遗传学”的伪科学性。
在遭到狂热的“米派”围攻时，他一一予以批驳，大有“舌战群儒”之势。最终的结果是喜人的，那次会议正式恢复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合法地位。
吴仲贤又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遗传学讲坛，在北京农业大学重新开设动物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等课，并建立了果蝇遗传实验室。1961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动物遗传学》教材。
在禁授孟德尔遗传学的年代，他一直没有放弃动物数量遗传学的研究，暗自收集资料，撰写了专著《统计遗传学》。
这本书综合和系统化了当时数量遗传学的全部理论，把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定家畜家禽数量性状的遗传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此前国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没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还总结了畜牧业中的乳、肉、蛋、毛遗传改良的育种方法，可直接指导畜禽育种。
英国著名的数量遗传和动物育种学家艾伦·罗伯逊曾评价，《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对于选择的规范论述。
在他的弟子、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沅赴德国留学前夕，吴仲贤叮嘱他带上两本书。
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在异国他乡，读上几首，排解孤独，不忘中华文化。
1982年，富森来华讲学，还特意去吴仲贤家中拜访，一次相谈不尽兴，两人又在颐和园中席地而坐，尽情畅聊，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
群体遗传学家李景钧评价吴仲贤“大器晚成”，实际上说的是他从不放弃、从不言退，完成《统计遗传学》时他已年过60岁，在奔向70岁时才出版该书。他到80多岁还在努力研究“杂种遗传力”问题，90岁前后还学习计算机应用。
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他常把恩师吴宓的诗集放在沙发旁的书案上。厚厚的一本书，书皮早已褪色。“文革”中尽管他遭受不公正待遇，但回家后洗个澡，就又回到自己美妙的诗词世界中去了。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回忆，他阅读领域很广，从世界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
门下的弟子都聆听过他的教诲——生物科学要以精确科学，即数、理、化为基础，这样才能深入。
这和他主张除主修外，必须有一个辅修或两个辅修，个别学生还可以有双主修的观点是一致的。“将来的发展则可以因时势或机会来确定，务使其能有较大的选择和适应的自由。”吴仲贤说。
在学生眼中，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他告诉学生们，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以学到。
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培养的是用各种方法从家庭、社会、学校、大学和其他的机构求得判断力的能力。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张沅等5位学生受到吴仲贤的倍加关爱，但吴仲贤从不把学生拘在自己身边，一有机会，就毫不迟疑地把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
在张沅与吴仲贤相处的45年中，吴仲贤唯一一次对他“发脾气”，就是张沅对留学的犹豫。“确切地说，先生是被我的胸无大志气到了。”张沅说，好在他及时认清了自己的问题，经吴仲贤推荐赴德留学，才有日后的深造。
在吴仲贤的弟子、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杨子恒眼中，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学生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学生时代，他表示想做一个计算机模拟方面的课题，先生热心地帮他与中国农大计算中心的教师联系，毫无学科门户之见。
“父亲有一种学而不厌的毅力，更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吴仲贤之子吴咏时回忆道，在兄妹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鼓励他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要把目标定得高一些。他对子女的教育，也从来都是强调文、理不可偏废。
他往往以这样的话激励年轻人：“我们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认为，教育是创造性的，并寄厚望于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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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中国合伙人杨云霞谈脑科学：做好从前沿科技到产业化的桥梁

从上世纪70年代的科学幻想，到80/90年代的科学初步论证，再到21世纪的技术大爆发，人类关于脑科学的探索与研究始终没有停止。不少多年前看起来匪夷所思甚至离经叛道的浪漫幻想，其实已经在当下变成了现实。
2021年7月10日，在上海世博中心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场关于“类脑智能与脑智融合”的论坛正火热进行。该论坛由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主办，复旦大学类脑智能与技术研究院承办，演讲者与参与讨论的嘉宾几乎都是人工智能、脑科学与深度学领域的顶尖专家：美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Michael Levitt，京东探索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科学院与新南威尔士皇家学院院士陶大程，魏茨曼科学院AI中心主任、美国人文科学院的院士Shimon Ullman，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教授、临床神经科学教授Timothy Denison，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洪波，剑桥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Valerie Voon等等。
而除此之外，参与圆桌讨论的还有来自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伙人杨云霞。作为当今国际科技前沿热点的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结合神经生物学原理发展的脑启发智能算法应用迅速崛起，显然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自然也吸引了全球范围内顶尖投资机构的关注。红杉中国本身在脑科学相关工业链进行积极的投资，也在脑机接口这一领域投资了诸如博睿康这样的龙头公司。作为连接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桥梁，投资人如何来看待一项技术，可以从现场的讨论中一窥究竟
在杨云霞看来，人脑智慧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与融合，无疑是实现更强大智能形态的重要途径，在未来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从学术领域的前沿科技，究竟如何才能转化成为工业领域真正可用的产品，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图：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杨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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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致辞｜金李：生命像一盒巧克力

感谢张院长邀请我在这个典礼上致辞。按照张院长的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也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复旦的人都很内敛，一般在外面很少说自己。典型的干得多说得少。但是张院长说，要我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启发同学们，所以还是简单梳理了一下。总结的过程也让我回想到多年以前看过的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句话：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种。
我是1992年从复旦毕业的，比各位早毕业29年。回顾过去，我早年很多关于人生的计划和梦想都没有实现。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数理化。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成为像陈景润、钱学森和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当时我参加中学的各种学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力学、计算机等等，最差的成绩是省里前十名。中学时代就因为参加全国竞赛的原因，去过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所有这些学校也都无一例外希望保送我。我当时不懂，会提一些匪夷所思的要求，觉得好玩。记得清华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想保送你，而且你可以选任何专业。我说真的吗，那我如果选建筑系也可以吗？因为我哥哥是学建筑的，他认为当时建筑学最好的学校是清华。我听他讲觉得有意思，可我并不擅长，只是很想去试一试。清华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选择生物、自动控制或者计算机，这是我们收分最高的系，你是理工科的好料子。言下之意，学建筑学，去画图，太可惜了。我听了以后将信将疑，很怕他们先把我弄到清华，然后再找个理由把我给转到自动控制系或者是计算机系，所以后来婉拒了清华。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我和我们中学校长说，我最想念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系。因为经世济民，听起来很美好，而且还是“世界”，可以拯救全人类。但是当时这个专业在安徽省不招理科生，更没有保送名额。我的中学校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见到了谢希德校长。她直接一挥手：“这个学生我们要了。给你们省加一个理科生保送的名额。”所以我是这么到复旦的。这是人生中的一个机缘，也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刚刚的洪伟力同学是我的本科同学，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洪伟力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的学号比他早一点，是8826005。我们88级有少年班，学号前四位的同学都是少年班的保送同学，分别是鲁力、沈力君、瞿洁和孙迪。我是第一个被录取的非少年班学生，然后学号才是上海的保送同学左涛和洪伟力。我是最早被定下来的非少年班的学生。
进了复旦以后才发现不得了，大师云集。张院长说我们恢复建系36年，其实我们系从解放以后开始，就积累了非常深的底蕴。老一辈的学者像蒋学模、张薰华、洪远朋、洪文达、陈观烈、马之（马周）、宋承先、尹伯成，任何一个都是闪耀的名字。中生代包括张院长、舒元、姜波克、华民等先生，以及在座的张晖明老师，那真是群星璀璨，我来到这里觉得大开眼界。
同学当中也是藏龙卧虎。当时世界经济系有三个专业，分别是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加起来大概100位同学。我们小小的世界经济专业有40多位同学，后来走出来的大学教授包括：杜巨澜，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钱军，现在是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洪梅，现在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教授；我们公认最有才华的夏一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助理教授任内不幸英年早逝，现在我们中国国际金融年会每年还会颁布夏一红纪念奖。刚刚进来的时候，40多位同学中不乏若干位省高考状元。比如我同寝室的胡晓东是安徽省文科状元，隔壁寝室的帅小兵是江苏省文科状元。据师兄们说，这还不算什么，87级世界经济系在上海招收十位同学，分别是上海市当年高考第一到第十名。我的同学中有直接可以阅读英文杂志的，还有中学就出国交流学习过的。刚刚开始，大家谁也不服谁，竞争很激烈，都不甘人后。那个时候女同学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去教室占第一排的座位。但是到第一年结束，大家逐渐认识到自己在班里的位置之后，很多人感觉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出人头地，就开始躺平了。包括我自己在内。
大学四年，印象最深的是3108教室的各种讲座和南区的舞厅。非常遗憾的就是刚刚几位老师、同学提到的，大学四年虽然有过不少单相思，但是竟然没有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有就是学英语。当时出国的风气很浓。我们大学40多位同学，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30多人。我同宿舍的好友殷俊和隔壁寝室的钱军、董艺斌都在大学三年级退学出国了。当时大家相约着一起去上英语补习班，在北京叫新东方，在上海当时叫前进。我也很想出国留学。但是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出于一系列的考虑，国家收紧留学政策，四年级以上不许退学出国，本科毕业以后也必须先为国家服务满五年才可以出国。因为这个原因，我毕业的时候就想着先工作五年，然后出国留学。
我是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当时要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落户，还必须要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正在茫然找工作的时候，我的辅导员徐巧珍老师问我愿意不愿意留校。当时复旦大学已经原则上不再允许本科毕业生留校了。但是当时恰好刚刚把国际金融从世界经济系分出来设立单独的系，系里很缺人。第一任的系主任陈伟恕老师，知道我的数学和英语都不错，很爱才，就想留下我，希望我一边兼任学生辅导员，一边给本科生上课，同时读点硕士研究生课程，这样两边不耽误。当时，还给这种安排起了个名字叫“双肩挑”。所以我同时担任国际金融系91级的本科生辅导员、系里的英文和教学秘书，同时给系里上英语口语、国际营销和外汇会计等一些课程，自己也学点研究生的课程。
所以，母校不仅在学术上培养了我，而且给了我第一份工作。本科毕业留校，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当时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这些年，我走遍了世界最著名的高校：中国最古老的高校北京大学、美国最古老的高校哈佛大学、整个英语世界最古老的高校牛津大学，但是我始终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复旦。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你们、像我的同学洪伟力一样参加毕业典礼，所以今天也是来补课的。当时我被紧急召唤到南昌陆军学院，陪伴刚刚军训一年的91级复旦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井冈山区行军拉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90级到92级复旦大学新生都必须先去军校进行一年的军训，磨炼意志。一开始接触到那批同学的时候，大家刚刚经过了一年军训，很多人又黑又瘦，情绪也大都不高。很多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地浪费了。但很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再回顾这段经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生命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绿色的年轮。他们中的很多人，多年以后又自发组织重新回到军校，重温当年的经历。所以，人生的很多经历，其实不能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来概括。生命这盒巧克力中的每一块，都有它出现的意义。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刚刚毕业留校那会儿，因为看不清未来前途，有过很多悲观失望的想法，觉得五年才可以出国留学，于是就开始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躺平，天天泡在学院的电脑房里打游戏。很多以前的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当时一些资深的老教授都纷纷跟我讲，金李，你还得努力上进啊！记得洪文达先生请我到家里跟我说，你应该成为未来的魏尚进。魏尚进是长我六级的学长，也是来过我们这里做毕业致辞的一位教授。陈观烈老师说，你来读我的硕士生吧。马之（马周）先生，多伦多大学毕业回国的老先生，也请我吃饭鼓励我。第二任系主任胡庆康老师，和我一起写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帮我仔细改稿子。姜波克老师当时刚刚从英国回来没有多久，他有一次说，我代表很多老师来提这个意见，年轻人，不要躺平，不要混，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多写点文章，将来你会用得着的。记得当时我翻他一个白眼，心里说，你谁呀。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地感激他，所以也想把这些话讲给今天在坐的诸位。
我在复旦工作一年左右，国家留学政策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大学毕业以后必须先为国家服务五年，新的政策鼓励更多人提前出去留学。所以我重新考了托福和GRE，申请去美国读书。虽然洪先生和陈观烈先生都认为我应该申请最优秀的美国大学，但是我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申请的都是新泽西州立这样的大学。我顺利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出国留学，两年以后从新泽西州立大学毕业再申请到麻省理工读金融博士。
我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也很简单，都是在学校里。先是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读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去麻省理工斯隆工商管理学院读了一个金融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商学院，从助理教授开始做起，做到副教授，2012年以双聘教授的身份开始在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正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我把这些情况也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
美国名校的申请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好多年以后，当我已经从麻省毕业，我的导师一边跟我庆祝喝酒，一边跟我半带调侃地说，你能来麻省读书真的是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很不解。他跟我解释说，从中国来申请的优秀学生太多了，成百上千。一般我们挑到最后，把80%左右的带有瑕疵的申请全都拒掉，剩下20%几乎完美无可挑剔：都有最好的GPA绩点，最高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以及最强的推荐信。你托福满分算个啥呀，你GRE作文不是还扣了20分吗？我们这儿GRE、GMAT满分都有。所以，最后剩下这20%我们都是掷骰子掷出来的。我对这话一直将信将疑。但是我也提醒今天的学生们，申请名校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几个选择，要应对可能出现的随机偶然性。万一你被别人掷了一把骰子，手里多几张彩票，中奖的可能性总是大一些。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其实严重怀疑导师的说法。
我当时从美国新泽西州大学申请转学，同时拿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系和麻省理工金融系的全额奖学金。其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经济系在美国数一数二，都非常想让我去。因为在录取了以后，美国的学校是要你去访问学校，他来说服你。当时哈佛的教授找我谈话，说你不来这个名额就浪费了，不会再给另一个中国的学生，今年就不会有中国学生被录取了。当时麻省理工的系主任，后来做美国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的Jim Poterba很温和，因为我说我可能会去MIT的金融系，我说那里的奖学金高一点，据说最坏的结果是出来以后可以去华尔街。他和我讲，没有关系，我们都在一个楼里面，以后经常会见到。我当时只是申请了东海岸的学校，因为女朋友当时在东部，所以像斯坦福、伯克利这些学校都没有申请，所以所谓的掷骰子丢出来这个事情我是很怀疑的。
有一些没有录取的系，像哥大或者沃顿，我很多年以后见到他们的招生主任，他们说你这个情况我们见过，为什么不接受你？因为名校招生有一个顺序，我们先估计哈佛和麻省会录取谁，他们最有可能录的人我们就不录了，因为录了你们也不会来。如果你们没有被哈佛、麻省录取，我可以把你们从我们的等待名单中抓出来，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就不浪费我们的名额了。
MIT学术氛围很好，大师云集，而且都在学校，办公室开放。你在学校里随便碰到一个老头子很可能就是一位大师。当时我们三楼以下都是经济系，四楼是管理学。记得隔壁一间办公室经常有个糟老头子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过来跟我们聊天，而且话痨。我说这个人是谁？后来人家说这是著名的意大利裔经济学家莫迪格利亚尼，诺奖得主，他有两大理论贡献，一个是MM理论，另一个是生命周期假设。其他的像Solow和Samuelson，我都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和他们聊过。
我因为复旦经济学的底子还不错，第一年就考过了所有的经济基本课程的免试，宏观、微观、计量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免试。记得当时四门初级经济学课程中三门课我都申请了免试，最后一门是宏观二，后来得诺奖的Peter Diamond的课，我实在不忍心免试，就去上了。和三十多个经济和管理的博士一起，老师给了两个A+，我是其中之一。微观因为免掉了所有的基础课，所以直接上来就是上博士二年级的微观专业课。老师是Bengt Holmstrom和Susan Athey，后者当时刚刚从斯坦福到MIT。第一次上课时Bengt和我们说，你们可不能瞧不起自己，说不定若干年后咱们这个教室里会走出诺奖得主。好多年以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说的就是他自己。那门课很难，把我上得几乎要吐血，因为底子还是不足，而且同学也都非常优秀。当时那门课上还有一位也是跳级从一年级开始上二年级专业课的学生。大家互相要别别苗头。后来才听说他是当时耶鲁大学Levine校长的儿子Jonathan，今天也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了。
然后直接进入到写论文的环节，我第一年把资格考试考完了，但是论文写了四年。因为这个原因，我换了不少的老师。第二年我开始给Steve Ross做助教，著名的APT理论发明人，英年早逝，不然也应该是诺奖得主。后来我参与到1997年诺奖得主莫顿教授的一些研究工作中，包括整理一些关于期权应用的文献。后来开始和他进行很多年的合作。加入到哈佛大学商学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麻省和哈佛有一点点别苗头的感觉，一般很少直接雇用对方的学生。我是不多的从麻省毕业进到哈佛的人。当时我的导师戏谑地说，你从此加入了“黑暗”的那一边。
论文写完以后，我想过找中国的教职。北大的张维迎老师见了我，说不用急着回来，在海外历练一下。然后我去找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他说我们从美国飞回来面试的成本非常高，我们要飞的话，得先确定他非常真诚。我说我很真诚啊。他说，我说的真诚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工作你会来，但是你条件太好，你会在美国拿到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你直接回亚洲的可能性不大。我后来想想，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应该留在美国。后来我决定去哈佛。我是第一个被哈佛商学院直接以助理教授的身份招到那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我的好朋友，也是后来论文合作者黄亚生刚刚从密执安大学转过来，他研究政治学，后来变成研究国际管理，现在在麻省理工。
我2007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2008年初，陪同刚刚上任的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来访中国。她当时带了一个袖珍的教授代表团，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比教授，现在是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上海中心的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当时一位领导拉着我的手说，中国去的吧？希望将来有机会你能再回到中国。这之后，我逐渐开始了解中国，接下来几年写了二十例左右的中国案例，大量接触中国企业，也把一些优秀企业家请到了哈佛的课堂，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海尔集团张瑞敏董事长、中联重科詹纯新董事长、神化集团凌文总经理。
随着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我心底的渴望就是回到中国去。我写的很多案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向哈佛提出要求，希望能有一半时间回去工作。我说我大量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规律，这样对我的成长有帮助。当时中国开始做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要求至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国内工作。我是为数不多的金融学术界以这样一种国家计划的身份被引进回来的教授。当时和北大谈得差不多了，但是哈佛不能接受，说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一个其他国家的高校共同分享一位教授。哈佛从内心深处是非常高傲的。但是牛津同意了，所以我被英国皇家科学院英国杰出人才计划接受，同时加入北大和牛津担任双聘的教授。2014年底北大成立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我担任首任主任。更繁忙的工作最终使得我在2015年辞去牛津的正式教职全职回国，现在我还会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到牛津讲学。我们现在和哈佛、牛津也有非常好的研究上的合作，在北大成立了针对中国民营第二代企业家的全球华人家族企业领导与变革的项目，就是和哈佛、麻省、牛津大学一起设立的。
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中国民营企业接下去40年的发展。过去40年我们的发展非常地了不起，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起来的，很多企业现在到了交棒的阶段。交棒很不容易，第一代的企业家现在心力交瘁，有体力的原因，也有跟不上经济大势变化的原因。年轻一代有很多海外留学的背景，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断层，使得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没有向第二代传承经验和教训。我们和美国、欧洲学习，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家族长期传承的企业，比如罗斯查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我们依托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北京大学、北美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把这些智慧带给中国的企业家，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渡过难关，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添加新的光和热。
我觉得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吧，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以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身份招进来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是第一个牛津商学院华人教授，我不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的留学生。张院长是。我是在前人基础上在海外走到最远的人之一，在国际一流名校做到正教授，然后在41岁以讲席教授身份回归北大。这个经历我给一位尊重的老师看过，他说，你这个经历可以说明什么？和复旦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是复旦培养出来的，这一点走到哪不能忘记，我想到复旦就想到温暖、敬重。复旦是我成人启蒙中最初的老师，复旦教会我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鲁育宗校友刚刚说，在每一个时代大家觉得有很多的艰难、挑战，很多的不容易，最好可能就是躺平，其实不然。每一个时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容易，我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容易，我做过辅导员的军三届的经历别人也难以想象，但是没有关系，命运有自己的安排，用一句话说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先后。
我最近看了斯坦佛大学招生主任的演讲，她说我有两个孩子，我最初把我的孩子当成是盆景进行剪枝、修叶，让他们长成我想要的形状。其实不对，人有自己的内在的基因，有自己的野性，让他按照他的天性顺其自然地成长起来就好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毕业生朋友，将来你们会依照天性自然地成长起来，顺其自然就好。
最后，想借我尊敬的张院长在一次毕业致辞上和大家说的话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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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scientists call for reuse of buildings

In a boost for the AJ RetroFirst campaign, a new report from the European Academies Science Advisory Council (EASAC) which brings together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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